欲海情魔 畸形母女关系的背后 是对消费主义的忧虑

1945年迈克尔·柯蒂斯执导的《欲海情魔》正是这一类型的代表作，获得了第18届奥斯卡最佳电影的提名。在凭借《卡萨布兰卡》获得奥斯卡最佳导演之后，迈克尔·柯蒂斯达到了创作生涯的巅峰，对各种类型电影的驾驭能力使得他在当时的评论界享有很高的赞誉。

影片《欲海情魔》正是一次将黑色电影、通俗伦理片结合的一次成功尝试，对悬疑元素的运用以及女性主义的思考，也使得影片具有十足的里程碑意义。

电影《欲海情魔》的原名“Mildred Pierce”即是主人公的姓名米尔德里德·皮尔斯，而“欲海情魔”的译名尽管历来饱受诟病，但却长久以来没有更好的替代。其中的原因是值得思考的，作为一部讲述家庭、代际、男女间爱恨情仇的通俗伦理片，“欲”、“情”、“魔”之类的字眼，尽管流俗，却不失为一种通俗的意译方式。从张恨水的市民文学，到琼瑶影视剧的流行，现代流行文艺作品的通俗化与大众化，是一种无法逆转的趋势。

形式：黑色电影与悬疑元素

影片的成功之处，首先在于成功地运用了“黑色电影”（Film noir）以及悬疑元素。熟悉好莱坞类型片的观众都会明白，“黑色电影”的迷人之处无疑是展现了光鲜都市的阴暗面以及对人性的深刻揭露——危机四伏的街头，灰暗隐秘的夜晚，滋生着罪恶与堕落，这种变幻莫测、诡谲暧昧、迷离危险的影调，正是黑色电影的标配。

战时的“黑色电影”与战后的“通俗伦理片”正对应着观众心理的巧妙变化。在电影《欲海情魔》中，黑色电影中常见的情绪——战争的疲惫、人性的绝望、都市的迷惘，正好对接着通俗伦理片中战后新秩序环境中的道德冲突、无节制的欲望膨胀造就的伦理困境。

影片的开头，海滩别墅的幽静荒僻，封闭室内百叶窗透射过的斑驳光影，冷调摄影，高反差布光下的阴影运用，昭示着这是一个关于背叛、复仇、犯罪、情感纠葛的故事。

悬念的制造，同样是引人注目、观感一波三折的关键。

首先，是片头的“误导”。导演通过画面信息的“不完整”与“选择性呈现”在开头抛出悬念：死者遭遇枪机死前喊出“米尔德里德”，与此同时，女主人公米尔德里德神色忧郁、表情凝重，这让观众误以为她是凶手。

其次，是中段的“强化”。剧情的主要拓展采用女主人公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女主角在审讯中交代自己杀人的事实（实则为女儿遮掩罪行），强化了开头刻意引导的错误判断。

最后，是片尾的“反转”。女主言语的逻辑漏洞，无法自洽的自述，最终没能为女儿开脱罪行，而在结尾，导演全部交代了开头的犯罪场景，将悬念留到最后。

内容：性别反叛中的女性主义思考

如果说在过往的“黑色电影”（例如比利·怀尔德的《双重赔偿》）中，愤世嫉俗的男性主人公（通常为警探或私人侦探）、贪婪狠毒的蛇蝎美人（Femme Fatale），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公式化设定；那么电影《欲海情魔》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倒置与反叛是，女性主人公成了影片的第一视角与主导角色，男性角色反而成为被金钱与物欲吞噬内心的贪婪、堕落者。

琼·克劳馥自身形象气质的硬朗、强势，让这种反叛传统性别秩序的角色分工，富有说服力。此后其主演的《荒漠怪客》中，她也成为“西部片”这一男性主导的类型领域中罕见的强悍女性。

女主人公米尔德里德的性格特征与行为风格，具有超越时代的自主性与独立性。她个性独立好强，周旋于男性之间，却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男性。她的价值体系，建立在忠于自我意志、个人意愿的基础之上，她懂得按照自己设计、安排的方式规划生活、发展自我。并也正因如此，角色体现了一定的“女性主义”诉求。

对待三个男性角色的态度，正是其个性的细化体现。为了争夺对女儿的绝对教育权与寻求充实的物质条件，她与前夫波特离婚，独自抚养女儿；为了获取创业的资本，她懂得与爱慕她的瓦利合作，却始终在这种复杂的关系中游刃有余，没有沦落为他人的附庸；为了获得体面的社会地位与威望，她委身于上流社会的富绅贵族蒙迪，却内心始终知晓其关系的实质。

独立女性的美学价值，具有很强的社会意义。正因如此，琼·克劳馥凭借《欲海情魔》战胜了《圣玛丽的钟声》的英格丽·褒曼，获得了第18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职业女性形象于银幕中的频繁出现，与40年代的时代环境密不可分。二战迫使大量的男性投身战争，而城市劳动力的缺位，正常秩序运作的需求，则给予了女性走向自力更生、经济独立的空间。

主题：畸形母女关系中的伦理困境

颇为值得深思的是，在两性关系中反叛男性主导话语、取得优势地位的米尔德里德，却在母女关系的处理中，陷入了另一种畸形。而这种畸形的母女关系，最终给这个家庭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从一个浅显的角度来看，是其作为母亲教育观的缺陷、爱的方式的不合理性。

她既没有教会如何树立女儿对待金钱、物质生活的正确态度，也不懂得如何培养女儿的独立人格。她所做的是，源源不断地通过物质条件的满足、奢侈品的供给，去满足女儿膨胀的物欲与虚荣心。当无节制的取悦与满足，成了一种常态。对女儿健全人格的形成，造成了毁灭性的伤害。女儿丧失了感恩心理、缺失了爱的能力，她只知道在无休止的索取中，获取物质满足的快感。当她发现他人无法实现她的物欲与虚荣心理，她便开始歇斯底里的爆发与消沉。

母亲爱的方式，也带有一厢情愿的霸道与唯我独尊的控制欲。她对女儿的爱，更多的是一种自我满足，通过对女儿的物质攻击彰显自我的价值，却忽略了深层次的交流与思考。这种带有极度控制欲的爱，将母女关系扭曲、异化成一种病态的关系。

从更深的角度看，畸形的母女关系，是消费主义价值观带来的普遍困境。

母亲对待金钱的态度，尽管建立在自食其力、自力更生的基础上，但其内在却缺乏足够的自信。这也是为什么她总是对上流社会养尊处优、气定神闲的贵族男性充满好感。

这种潜在的性格缺陷，在女儿身上得到了放大。女儿的控制欲，比起母亲有过之而无不及。最令人恐惧的地方，莫过于她身上几乎丧失了一切优秀品质，无论是传统的感恩、忠诚、良善，还是现代的独立、自强、自主。她对财富无节制的追求、恣意膨胀的物欲，正是消费主义风气盛行下的时代之殇。

在三四十年代的经典好莱坞时期盛行的类型片中，无论是怪诞的“神经喜剧”，抑或是愤世沉郁的“黑色电影”，直至战后的“通俗伦理片”，对消费主义、拜金心理的思考都是占据了主题内核上的绝对核心。

而细究其本质，经历了工业社会对传统田园生活形态的冲击、经济萧条与战乱对消费的压抑、物欲文明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瓦解，在充满利益倾轧、物欲横流的当代社会，冷漠与疏离是人际关系的常态，利益之上导致精神世界的虚无，如何在消费主义观念冲击下保持理性，是“通俗伦理片”所引发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