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逸事 肉杠 猪下水的故事及其他

最近很多人关心抗战逸事 肉杠 猪下水的故事及其他这个话题，卢子百科整理了抗战逸事 肉杠 猪下水的故事及其他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用。

一位定居在加拿大的老朋友，重提起八路军前辈抗战年间在河北易县南管头村吃猪下水的故事，再次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索性再添点文字，凑个热闹，重新回顾抗战年间的那点有意思的故事。

大约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初期吧，我居住的地方北边盖起了三座高高的塔楼，塔楼是文化部的，居住了许多老资历的领导干部和名演员，最有名的，应该是老演员赵丽蓉吧？以前是评剧演员，知名程度不高，后来成了小品演员，名气贯穿中国的大江南北。

起码，这三座塔楼里居住着抗战年间的两位我知道的抗战老兵，一位是晋察冀一分区战线剧社的副社长王佩之，还有一位是1945年接任冀察军区挺进剧社社长的王梨。这二位都姓王，王梨我不熟，只听人介绍过，王佩之是老一分区的，老战线剧社的，所以我认识。他是满城人，1946年，以创作了一首《战斗进行曲》而闻名全军。

1943年日军大扫荡，当时非战斗单位的战线剧社为抗击敌人扫荡，将一些非武装的文职干部分散到了各主力团。因为三团驻扎在王佩之的家乡满城县，王佩之便带着几个文职干部来到了三团，就留在团部。那一次“百日”反扫荡，我父亲杨浩一直都跟他在一起，相互间积下了深厚的友情。

王佩之转业很早，解放军一进北京，接管北京市各文艺团体，他就是军代表。以后成为赵丽蓉的领导，一直在北京评剧团担任团长。1952年的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1954年的华东五省一市戏曲演出观摩大会，1958年的现代题材戏曲联合公演，1960年的现代题材戏曲观摩演出，1964年的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和1965年的中南戏剧会演等等，只要是在北京的演出，王佩之都会给我家送戏票来，一起赠送的还有全套的演出剧本和戏剧照，一次不落，直到文革爆发他被罢官批斗。

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

我从小是个书虫，他送来的那些印制精美的剧本，连同里面的一幅幅剧照，我都仔细读过了，这可能是我最早的历史启蒙读本吧？

我的一位易县亲戚，我的长辈，从抗战时期起就跟这二位的关系很好，当年在农村的老家离得很近，在同一所小学上学，参加八路军后始终都在同一个部队。我这位亲戚六十年代从军队转业，一直在教育部门担任领导职务，晚年时与一位同样担任领导职务的老资格关系处得不好，受到孤立。回到家，又常受到太太的责备，说他顽固，不会作人。我这位亲戚是老实人，不擅争辩，为避开太太的责备，很长时间，他一早就离开家里，到文化部大楼的这二位家中串门，而且很不见外，一待就是一天。

最初这二位都还健在，但年纪都比他大一些，身体条件也差一些，每天早上起床也晚一些。王佩之最先去世，走在1997年，香港回归的那一年去世。王佩之走后，王犁还在，他有一个在首钢当总工程师的儿子专门在照顾他，所以王犁又活了很长的时间。我这位亲戚每天都到王犁家去“上班”，直到自己也年事已高，跑不动了为止。

很多年间，我这位长辈来得很早，一看到人家还未起床，就到我这里来坐一会儿。长辈亲戚嘛，只要我在，就陪着他，哪都不能去。陪着，当然又不能干坐着，于是他就给我讲些过去的往事，一半是自言自语，一半是没话找话。海阔天空，漫无边际，大都是打鬼子那些年的一些琐碎小事，他从不讲大事、大道理，我也从来都是静静地听他讲下去，从不打断他的回忆思路。

这位易县长辈是狼牙山南的南独乐村人，这里最初是河北游击军七路军孟阁臣的地盘。1937年12月，继赵侗所在的平西斋堂一带被划为晋察冀军区第五军分区之后，孟阁臣所在的易县-满城县的结合部被划为晋察冀军区第六军分区。从地图上可以看到，南北独乐村正好在易满之间的核心地区。我这位有着小学毕业文化的长辈，就是那个时候参加八路军的，当年叫晋察冀军区第六军分区宣传队，正式的名称叫先锋剧社。

1939年1月，杨成武带领一分区部队进入易县，消灭了孟阁臣，先锋剧社全体成员都合并进了一分区的战线剧社。我看史料记载，以王克修、苏友邻为首，王佩之、我的这位亲戚、苏国柱都排在前列。几十年后，苏国柱被任命为山西省军区政委，应该是这些“老孟阁臣宣传队”中职务最高的一位。

老人的回忆，大都从自己的家乡谈起。老人说，那时候在农村上小学是一件奢侈的事，只有很少的孩子能够读书，所以比起来，他和王佩之，还有苏国柱家那几个兄弟都算是幸运人，读过书。但凡读过书的青年，参加八路军后就是干部，那些跟他们一起参加八路军的本地青年，因为是文盲，一直都在战斗部队当战士。

那时上小学也要捎带脚干点活，一早把家里的猪赶出去，让它们在家里和学校之间的野地上自己找吃的，放学时先去找到自家的猪，再赶回家。但易县人几乎家家养猪，只养，年节时杀猪，自己都不敢动手，因为怕“造孽”，传说杀猪后来生会变为猪。所以社会上七十二行，其中单有一个杀猪的行当，就是“屠夫”。屠夫杀一个是杀，杀一群也是杀，杀多了就不在乎了，用屠夫的话说：让我来世变一群猪吗？我不是赚了？

孟阁臣的对头，后来在一分区当上比团长官还大的支队长的赵玉昆，就是屠夫出身。1939年冬天反扫荡结束回到易县，为庆祝黄土岭战斗大捷和反扫荡胜利，一分区各部队杀猪会餐，赵玉昆在众人的喝彩下，亲自动手杀猪，包括吹气、褪毛、开膛、分割、剔骨、灌血肠、煮下水，各道杀猪的工序从头干到尾，没有一点大官的架子。

那年头，屠夫给农家杀猪，当然不会白干，农家也无钱支付，杀猪的报酬就是一个猪头、四个猪蹄和一堆猪下水。当年，或者说在很多年间，猪肉的价格要远远高于猪下水的价格，只是在最近一些年，猪下水的价格——比如猪肚、猪大肠，竟然反超猪肉价格一倍还多。

屠夫以猪下水抵工钱，特别是在封建迷信盛行的旧时代，还要承担来世变牛变猪的轮回风险，所以在那个年代并不是所有农夫都愿意当、也敢当屠夫的。从这点来说，赵玉昆比起身边的那些常人还是有一些“胆略”的。他在抗战初期挑头拉队伍，吸纳了许多旧军官、文化人进来，团结在他的身边，说他这个屠夫没有一点长处，显然是不恰当的。

猪头、猪蹄、猪下水拿回来，屠夫自己是无福全部消费掉的，他要在自己的居所或经营场所把这些猪下水卖掉，以获得钱财来养活全家人。那些杀猪的人家，自己也不会吃掉全部的猪肉，起码将半扇猪肉托付给屠夫一起售卖。旧时代的农户，并不是家家都有现钱的，有些农户就用自己收获的农产品、副产品来折抵钱财换取猪肉。

农村卖肉的屠夫人家，没有那么多的讲究，卖肉及下水，只要有“一案一杠”便成。“案”是木案，十几公分厚、近两米长的一块原木大板，称为“肉案”，案板上永远是油腻腻的，辉映着无数“二师兄”的悲惨遭遇。“杠”是一根碗口粗的铁管，横在肉案的上面，称之为“肉杠”。那些待卖的猪肉、猪下水，有的被摊放在案板上，有的被挂在肉杠上，恭候着顾客。

卖肉的地方，以这根铁杠为名，统称为“肉杠”，即现在农贸市场中的猪肉摊档。

旧时代的易县农户，穷人居多，并不是人人、天天都吃得起猪肉，那时节人们馋肉，常用那些便宜得多的羊肉解馋。现如今却反过来了，就像猪下水的价格反超猪肉一样，羊肉的价格也反超猪肉一倍左右，真乃“彼一时，此一时”也。

因为穷，经常杀得起猪的富户终究是极个别，绝大多数的农户只有在年节时才杀得起猪，所以屠夫和“肉杠”大都是临时性的，有“活”才看得见，平常是见不着的。正因为赵玉昆这样的小屠夫“活”很少，穷则思变，他才拉起几个弟兄干起了“剪径”的无本生意，以后逢抗战乱世，乱世出豪杰，他拉起的这支队伍竟然加入到了八路军阵营。

屠夫的“肉杠”有了肉和下水，也并非好事。由于旧时代穷人居多，买不起肉是多数的时候，屠夫的“肉杠”生意就受到了影响。当天销不出去，冬天尚且好办，有天然冰箱，夏天怎么办？一过夜肉就臭了，所以，许多屠夫都有点烹制肉食的手艺。

屠夫烹肉的手艺无须高深，一把大盐，俗称“粗盐”；一碗大酱，即自腌的黄酱；一包花椒大料即可。大铁锅架高，干柴细火，慢慢煨透，猪肉、猪头、猪蹄、猪下水，都放在同一口大锅里，一个时辰过去，便可飘香四溢，甚至香飘十里。

再说那些农夫农户，你抗得过生鲜肉不买，你抗得过熟肉的香味吗？尤其那些家中有孩子的，哭着闹着要吃肉。家中的大人被闹得急了，一咬牙、一跺脚，从家中积存多年的老票子中抽出一张，面额最小的一张，或者是几个铜板，拿到“肉杠”中去。

到了“肉杠”，站在极具诱惑力的肉锅面前，口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肉锅里，肥肥的酱猪肉是买不起的，要解馋，还是买便宜得多的猪下水合算。于是从猪大肠、猪肚、猪肺上割下一块，荷叶一裹，拿回家去，于是应了那句老话：“有酒有肉便是年。”

狼牙山南的一分区八路军辖区，原本就是易县最贫穷的地方，要不怎么能让八路军给占据了呢。在这块最贫穷的地域内，经常可以看到“肉杠”出现的村落，实际上只是三个较大的村子：南管头、南独乐、良岗。其他村子太穷或太小，都不具备“肉杠”的存在条件。

南管头村、独乐村、良岗村位置图示

在这三个村子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良岗。从满清时期到解放初期的几十年间，良岗逢五逢十的集市是易县西部最大的农副产品集散地和交易市场，有“小天津”之称，哪怕在抗战期间也依旧如此。1940年3月2日，赵玉昆在叛变的前一晚，在良岗举办盛宴，宴请一分区八路军团以上领导干部，当年罕见的大虾、鲍鱼，良岗都可以买到，据说都上席了。

在一分区八路军的核心地区，仅南管头村的“肉杠”会偶尔出现，这个“肉杠”由谁开办？我一概不知。我知道的，与这个“肉杠”紧连在一起的，是一家小杂货店，它与“肉杠”是不是同一位老板？很难说。

在人们的印象中，杂货店，一定是售卖店，但实际上其实不然，杂货店的收购功能比售卖功能要大得多。收购，当然以易县西南部出产的农副产品及山货为主，然后运到县城或更大的地方去赚取差价。但这家杂货店作为“肉杠”的辅助功能也不可忽视。

你可以想象：当年，在“肉杠”这边，肉锅里的酱肉、猪下水冒着扑鼻的香气，南管头村及附近的农家小户，手提着一小口袋的山货赶了过来，山货交到杂货店里，然后换成一点生活必需品及一点猪下水回到家去。

在抗战期间最艰苦的那些年月，从大中城市来到贫困山区参加抗战的青年学生，馋肉馋得极了，会把从家中带来的最后一点值钱的东西都送进杂货店，金戒指、钢笔什么的，就为了换一点肉吃。常常，肉是吃不起的，舍不得一下全花光，就只能买猪下水吃。

有时，当新到一批青年学生，杨成武高兴极了，会叮嘱接待学生的政治部领导：去，想办法给他们搞一点肉吃。赶上“肉杠”大锅还在，政治部的干部通常会端上几个脸盆，兴高采烈地赶到“肉杠”，站在肉锅前争执一通：是吃肉好还是吃猪下水好？

当然吃肉的时候占多数，因为曾经买回去猪下水，城里来的青年有的不吃，因为大城市的许多人家都没有吃猪下水的习惯。那好，且不用急，参加八路军半年后再来看，没有什么吃不吃的，那时再买猪下水，你看一个个吃得香着呢。

政治部的老资格红军干部郑秀煜，一开始就是不吃猪下水的。据说，买来猪下水后，热腾腾的，政治部食堂的炊事员加点土豆、白薯、豆角、大白菜一煮，端了上来。老郑先是在一边干看着，不吃，到后来沉不住气了，也挤上前大吃了起来，一点也不挑食了。

八路军干部战士也聚餐，特别是在战斗大捷或年节的时候。这是刘峰拍摄的一团三营营部的聚餐照片

八路军的日常生活中，除非打了大胜仗，当地老百姓犒劳子弟兵，否则你是吃不到肉的。一般的八路军干部，每个月一两元津贴，战士一元、干部两元，我指的是有津贴可发的时候。更多的时候，八路军常常是无津贴可发，所以，指望发了津贴去吃肉解馋，那是个梦想。

怎么办？我听这位亲戚说，有两个办法，一个是像他这样，家在易县八路军根据地内，可以带几个朋友偶尔回家吃上一顿；而那些家在外地很远的，就只能指望“吃大户”了——刚到一分区的那些人，稍微熟悉了，谁有点钱就吃谁，没客气的。

我父亲就带着李青川到王栋那里吃过大户，王栋在三团侦察连，时不时到敌后甚至进保定担任侦察任务，有机会到敌伪那边“发点小财”什么的，能不吃他吗？当然，我父亲也有被吃的时候。他那时在一分区为平西挺进报写点稿子，人家没有钱付他稿费，就拿邮票——晋察冀边区的邮票付给他。

那时不知是谁发现了，邮票是仅次于晋察冀边区币的纸币，可以代替货币使用，还可以冲抵边区政府的税收，甚至折抵公粮。于是，他们怂恿我父亲多写稿，不是写给一分区的小报，那是白干的，没有稿费一说，而是写给有邮票支付的挺进报。每当手里有了点闲钱——应该是邮票，就会有人自告奋勇地去打听今天“肉杠”煮没煮肉锅。

据说，挺进报编辑部付给作者的邮票，其实给的是寄送稿件的邮资。即使在抗战烽火的晋察冀，当年的“民邮”信件也不是免费的，要贴上邮票才行。跟晋察冀货币逐年贬值一样，邮资也从最初的不要钱，到几分钱、几角钱，到1元钱、500元钱，甚至2500元钱。

最早的晋察冀邮票——免费

初期的晋察冀邮票——1分

中期的晋察冀邮票——1元

后期的晋察冀邮票——500元

最后的晋察冀邮票——2500元

当年我父亲杨浩沾了两个光：一是在一分区司令部当参谋，每隔几天就会有武装通信员往返于狼牙山一分区和平西根据地之间，托他们给挺进报编辑部捎个稿件，不是难事；二是他曾任挺进报编辑，出于关照“自己人”，挺进报编辑部付给他的邮资也会多一些。

至于他拿到邮票后，是当作邮资还是吃进自己的肚子，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当然，邮票抵钞票使用，是要打折的，八折？七折？我不知道，但这点钱，许多人大吃一顿是绝对不够的，顶多是买一小盆猪下水，每个人分几块解解馋而已。

你想象一下，那时一分区司令部在周庄，政治部在岭东村，“肉杠”在南管头村，我没有计算过这几个村子相互间的距离有多远。但为了吃一点荤腥，竟然奔波几里地，在今天听起来是个笑话，但当年笑不起来，那时的晋察冀八路军真的是苦极了，苦极了。

南管头村、周庄和岭东村位置图示

本文作者：杨言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