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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有关“性侵犯”和“性教育”的谈论越来越多。就像美国的MeToo运动在西方掀起了对性侵的揭露和控诉，未成年人性侵和恋童癖的新闻也变得层出不穷。很多父母和教育工作者因而变得焦虑，认为有必要将“性教育”提上议程。

这个语境中的“性教育”有着特定的目的，它旨在令被教育者建立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不成为带有强迫乃至暴力性质的性行为的受害者。因此，正如我们在各种媒体报道，各种校园及坊间的讨论中能观察到的，这种“性教育”的内容往往涉及“性行为”、“性成熟”、“性自主”等概念。并且，它往往采用抵抗性的话语：如何说“不”，如何反抗，等等。

世界上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多出了很多性侵者。但我们对于这些现象的关注也显然不能单纯地归咎于媒体的“蹭热点”，有关“性侵犯”的讨论热度很可能是一种“症状”——它反映出更深层的症结。然而，大多关于“性教育”的讨论并不触及这些深层的问题，这样的性教育有可能治标不治本，也就是说，它有可能无法实现那个令被教育者免受强迫性关系之伤害的初衷。哪些深层的症结？它们与特定语境下的“性侵”和“性教育”有何关系？这些是本文希望能略窥一斑的问题。

1.什么是性？

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对于性问题的讨论常常围绕一个狭义的性概念展开，这些讨论的对象是与性器官、性欲、性行为等有关的现象。但无论是中文中的“性”还是西方语言中的sex的内涵都要广泛地多。

Sex源于拉丁语的sexus，它的辞源意义似乎并不十分确定，但对之最常见的解释是pision。也就是说，sex从广义上说是“划分”。而在绝大部分社会中，最重要的“划分”就是两性的划分——绝大部分社会都把成员分成男的和女的。男性和女性的互补是最典型的构想和理解社会团结的模式。无论是生育意义上的互补，即男女结合繁衍后代；还是分工意义上的互补，如狩猎采摘、男耕女织，或是不同家庭和族群之间出于政治经济目的的联姻，都建立在最初的二分之上。这种男女区分和结合的范式体现在很多神话故事里，比如柏拉图的《会饮篇》里的那个大家当成浪漫言情片来看的神话：人一开始是雌雄同体的，后来被宙斯一分为二，每个从此变得不完整的人都开始寻找自己的另一半。

在中文里，“性”这个词最初的意思是“本质”，像在很多文化中一样，中国人将性别视作人的本质的一部分（亦即被很多女权主义者骂得狗血喷头的“本质主义”）。中国文化把这种二元对立和互补的本质主义推得无限远，周易以来的宇宙论就是建立在阴阳调和之上的，男女之间的互补只是这种调和的一种，万事万物都是这么调和而生成并发展的。

“狭义的性”因而只是“广义的性”的一部分：它是人类被分成两种具有不同属性的群体的原因之一，亦即繁殖。当狭义的性出现了问题， 广义的性，亦即男性和女性这两个群体的关系，是否也出现了问题，后者是否才是前者的根本原因？如果是的话，根本的问题何在？

2.什么是教育？

当我说时下的“性教育”在一个很窄的含义上展开，我不仅指其中的“性”很窄，而且也指其中的“教育”很窄。

一谈到“教育”，大家首先想到的是学习知识和技艺。但无论是汉语中的“教”、“育”，还是西语中的education，bildung，其含义都显然远远超出这种狭义的学习。首先，其内容不仅包括知识（以实证知识为内容，并可以统一成教科书的那种教育是一种晚近的现象），更包括所有的风俗、习惯、法律以及道德准则。它尤其强调对于传统的传承。

其次，这种教育的目的（既然是传统，尤其是道德传统的传承）在于使社会中新生的成员能够变成合格的成员，亦即“学以成人”。Education的辞源意义是“带出”，我们可以脑补为从幼稚的、矇昧的、寄生于他人的状态中带出，摩西就是这种“带出”式教育的典范——“出埃及”的喻义是，他用一部法律去教化原本被奴役的犹太民族，并使其最终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德语中的 bildung的意思是赋予一个形状，亦即让我们有个“人样子”，让我们以一定的方式说话和行动，以一定的方式思考和审美，甚至于以一定的方式喜怒哀乐，爱恨情仇。也就是说，这种“赋形”意义上的教育甚至会决定我们自以为自发生成的感情和欲望——它们其实是在社会化过程后才成为可能的。这就是布尔迪厄的habitus（编者注：这一概念有多种译法，一译“惯习”）的概念。这一点在性教育上尤为重要，后文中还会谈到。

也就是说，广义上的教育的途径，并非“我教你学”。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我们甚至无法清楚地找到其途径——没有人在有意识的教，没有人在有意识地学，但传统的观念、风俗、习惯却妥妥地一代传一代——因为每个社会成员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在不知不觉地，以感染的方式在新的社会成员身上留下烙印。

3.我们缺乏性教育，我们饱受性教育

时下关于“性教育”的讨论，常常会纠结一个“要不要”的问题：要不要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性教育”？实际上，这是个伪问题。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社会化”意义上的性教育——至少是任何将社会成员分成男女的社会，也就是说绝大部分的社会都是如此。我们从呱呱落地开始就被潜移默化地赋予各种关于两性“本质”和两性关系的观念。原因很简单，一个社会区分两性是为了他（作者注：此处和文中很多地方一样，似乎应该写作ta。但是我利用作者权武断地认为：把他写成ta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并且有碍美观。）们能分工合作，而为了他们在各种意义上分工合作，就必须赋予他们各种对立互补的两性观念。这些观念因而是规范性的，尽管——这是广义性教育的一个主要特征——它们看上去都在告诉我们两性的先天本质，亦即通常所说的刻板印象。因此，说我们的社会中缺乏“性教育”是不确切的，我们的社会中充斥着性教育，只不过它不被我们意识到。例如，当我们习惯性地赠送小女孩玩偶或迷你厨房时，当她们目睹自己的母亲承担大部分的家务时，她们妥妥地是在接受性教育：作为女性，应该承担起所有跟生育、养育以及家庭生活有关的活动，因为她们从本质上就是适合从事这些活动的（此处略去无数刻板印象）。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中写道，观察一个社会中女性走路的方式和说话的语调，都可以看出她从小就被灌输着这样的观念：男女的关系相当于强和弱、尊和卑的关系，等等。布尔迪厄观察的是北非Kabylie地区的社会，但他的论断放到很多社会都是成立的，例如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是否习惯性地在有男有女的集体讨论中放低声音甚至沉默不语，是否习惯性的走在男性同伴的后面，由其带路，不一而足。

因此，确切的说法不是我们的社会缺乏性教育，而是我们的社会缺乏一种特定的性教育，它告诉未成年人人类的生殖过程，性器官的名称和功能， 避孕的方式，诸如此类。而指出这种缺乏，其实是表达对传统性教育的不满。因此真正的问题不是“我们要不要性教育”，而是我们究竟需要何种性教育——既然无论如何我们都已经被性教育了？

4.“性侵”与“Gender Trouble”

今天之所以有越来越多的人对传统的性教育不满（尽管他们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而仅仅以为问题在于性教育的缺失），是因为存在着“gender trouble”（性别麻烦），也即，广义上的性成为了一个问题。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性教育，我们首先需要知道两性关系出现了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在本文的语境中，以性侵为症状。所有国内的性侵新闻，美国的MeToo运动，以及法国波兰斯基获奖所引发的争议，都只是冰山一角，只是导火线。背后的问题在哪里？

性侵是一种道德上绝对应该被谴责、法律上绝对应该被惩罚的行为——这是我们的第一反应。但其实“性侵”是一个晚近的概念，因为它需要很多现代社会中才有的观念预设。说“性侵”，这意味着存在一种非暴力的，你情我愿的，健康的性关系。这种经过双方同意的非暴力的性关系预设着自律的道德主体，男女平等，同意原则（consent），等等。所有这些前设都是启蒙以来的观念，而自由平等的个体之间的契约关系，就是现代社会的观念基础（规范性基础）。在这种社会中，两性的关系也被规范化为契约式的关系。因此，我们口中的“性侵”并不是普世的，只有在现代社会中和现代人的眼中才有“性侵”。

这并不意味着其他的社会中没有关于性的禁忌和罪行，这更不意味着其他社会中不存在不建立在你情我愿基础上的性关系。但在那些社会，主要是父权社会中，这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往往被视作财产，可以被用来交换和流通。以列维-斯特劳斯为代表的很多人类学家都是这样描述传统社会的婚姻制度的。在受到女权主义批判后，他们很无奈地说：我们所观察的那些社会就是这样来描述自己的婚姻制度的。在这样的社会中，性行为因而是男性的权利，而女性的性器官和生殖能力则是家族的财产。用最简单的女权主义理论来说，女性作为性别是被物化的对象，是工具，被父权社会用来繁衍后代。在这种社会中不存在“性侵”问题，因为在性行为中，有一方没有什么权利——她们没有什么时候想跟谁发生性行为的发言权。不会有人问她们：“你愿不愿意和你丈夫发生性关系？你有没有享受性的过程？”和丈夫发生性关系和生儿育女一样是她的“天职”。

中国社会中有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女性的整个生育过程，从备孕（备孕这个说法本身就意味深长）、怀孕到生产、哺乳，所有的人，从家庭成员到街坊邻居，都有权利告诉她应该如何饮食作息。这使得以第一人称在经历这个过程的那个个体没有什么主动权，她受到各种道德绑架，变成一种家庭的乃至公共的“物”——一个需要时时受到监控的工具。此时的女性身体，也没有任何私密性。她最基本的主观感受都是不被关注的（“你不饿孩子饿”这样的话，绝对不是狗血剧里才会有的台词）。但从现代意识形态的角度，此时恰恰应该是女性通过身体来建立主体性的一个好时机：她在生理、心理和情感上都经历巨大的变化，而这是属于她自己的经历。成为母亲，本可以是女性“成人”的一个契机，但在我们的社会中，往往反而使她进一步被“他律”。

当性行为不再是实现繁殖这一目的的手段，当它本身成为目的（或者说当它成为个体自由和幸福的一部分），当它从家庭生活以及联姻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中独立出来之后，当女性不再被视作工具和资本，性关系是否是双方同意的才会变成一件头等大事。

我说“gender trouble”的第一层含义是指两性关系在现代社会理念之下所发生的巨变。但它之所以会变成trouble还有一个更深层的原因。如果在一个现代社会中，男女双方都将对方视为自由平等的个体，那么问题就消解了——在这样的社会里，性侵是万恶的，但它不会大量存在。它（这里特指成年人之间的性侵）之所以在成为问题的同时仍然继续存在，是因为有一方觉得只有双方同意的关系才是正当的，而另一方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觉得仍然可以以暴力的方式展开这种关系，甚至双方都多多少少同时抱有这两种不兼容的观念。（作者注：这里我不谈对于性侵的生理性解释。除了极少数在生理和心理上存在问题的性侵者，是不是能将性侵普遍地归结为一些生理性的原因，例如男性的激素水平，两性在力量上的悬殊，乃至女性穿着过于暴露等，对于我来说是一个伪问题，由于篇幅有限，本文不便展开。）

越来越多从事女性研究的学者注意到，上文中所提到的那个现代社会的理念，事实上仅适用于男性。当17、18世纪的社会契约论者设想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的过程，他们笔下的人类其实是欧洲的男性。当男性渐渐获得了公民权利，女性并没有同时获得同样的权利，这也是史实。今天无论是中国还是西方的社会中，这种不对等也比比皆是，同工不同酬以及男主外女主内模式的延续只是最可见的表面，真正的gender trouble在于，我们被传统和现代的两套两性模式同时规范，我们接受着两套不同的性教育。

5.Bad education的完胜

简单粗暴地讲，传统的性教育引导所有的小女孩有朝一日变成合格的、可以被交换的生育工具和私有财产。现代的性教育鼓励所有人，无论男女，都从未成年人变成独立自主的道德个体。

就这两种不仅在我们的社会，而且在很多西方社会仍然共存的性教育，我们不仅应该注意到它们是不兼容的，而且更需要注意到，前者，亦即那个不适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bad education”（作者注：这里的bad仅指这种教育不适用现代社会，并不指它绝对是坏的。总的来说，本文并不对传统与现代社会的价值观下绝对判断。本文唯一的“偏见”在于：我预设我和我的读者都认为已经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生活在现代社会，并希望为这种社会找到合适的性教育。） ，是通过广义的“传承”模式展开的，而后者，那个good education，则是通过狭义的“学习”模式展开的，这在我们的社会中尤其突出。可想而知，其结果就是那个bad education的完胜。

《丛林之书》1967版海报。

例如，我自己的孩子所接触的读物和影视作品就常常令我无奈于“敌众我寡” 。即使我“禁播”迪士尼的公主片（其模式一般是好女人，即美丽善良的公主，和各种坏女人抢一个高富帅，即白马王子，最后好女人完胜，其传达的信息是嫁得好乃“女人生”头等大事），我也永远避不开男性“学以成人”而女性做陪衬的叙事模式。我的孩子前段时间看了两部动画电影。一部是被奉为经典的《丛林之书》（1967年，又译《森林王子》），讲的是从小生活在丛林里的Mowgli经历千辛万苦回到人类社会的故事（从野蛮到文明的进化过程）。另一部是今年在法国新上映的《Samsam》（《闪闪小超人》）。Samsam是个超级小英雄。令我震惊的是，从1960年代的迪士尼到2020年的法国，拍给儿童看的动画片是同一个叙事模式，它延续着传统文学中的“成人”模式：神话和小说中（现在是动画片中）的主人公，一开始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会，经历了千幸万险，终于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男人！那么女人呢？

《Samsam》剧照。

在《丛林之书》中，Mowgli起先不愿回到人类社会。再多的苦难和危险都不能改变他的执念，直到他远远地望见村子里的一个美若天仙的小女孩，对他回眸一笑，就把他吸引到村子里面了。至于Samsam，作为超级小英雄的他一开始很捉急，因为他没有超能力。这个故事里也有一个女孩的角色，是个娇生惯养的小公主，什么都不会，是Samsam教会了她很多东西，尤其是与人相处之道。而Samsam也因此获得了他的超能力：友情。

最令我弹眼落睛的要数《蓝精灵》里蓝妹妹的出生。蓝精灵的村子里原来只有男蓝精灵。格格巫有一次想出一个注意：造一个小女生出来让他们鸡犬不宁。他在他的巫术手册里找到一个秘方，找来各种各样的材料烧一锅东西，从里面蹦出来一个小女生。这些原材料就是一连串对女性的刻板印象——比如说爱美、肤浅、话多、泪点低、虚伪等等。蓝妹妹到了村子里，这个村子就真的鸡犬不宁了。蓝爸爸和小男蓝精灵们很恼火，让蓝妹妹上了法庭——这基本上就是中世纪女巫被审判的模式。

《蓝精灵》剧照。

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的文艺作品中，这种男性占主导，女性处于从属、被动的地位，唯有美貌可以成为“行动”手段，乃至于“红颜祸水”的叙事模式，都是占绝大多数的——即使是在西方社会也是一样。但还有比此更“润物细无声”的性教育，语言是一种。例如，中文中描述亲密关系的表述（追求、吸引等）一般都暗示男性是主动的一方，女性是被赏鉴的一方。事实上，即使是不涉及两性关系的表述，也能甚至能更有效地展开性教育：所有与“阳”有关的意象（刚、直、有力、明晰、生长、高处，等等）和与“阴”有关的意象（柔、曲、弱、晦涩、萎缩、低处，等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决定我们对于两性的认识——这些认识都同时是价值判断。和语言同样有效的还有上文中已提到过的各种行为和行动：不同性别的人在公共领域和家庭领域中所从事的活动，他们对于对方的态度，等等，孩子当然都是看在眼中的。

回到最初的那个“要把性教育提上日程”的呼吁，我之所以怀疑停留在狭义的“性教育”层面是无济于事的，是因为如果我的孩子除了上述的这些文艺作品和上述的这些话语和行动模式，接触不到其他的文艺作品和话语行动模式，那么仅仅依靠我这个平权主义的老母亲（看，此处有个刻板印象的雷！）苦口婆心（看，又是一个刻板印象的雷！）地告诉他要在亲密关系中尊重女性，很可能是没有用的。他对于女性的认识和判断很可能渐渐地就带上了有色眼镜。我的意思当然不是说他会变成强奸犯。我的意思是，狭义的性教育并不能使他在成人之后在公共和家庭生活中不复制男尊女卑的模式，不利用这些阶序关系为自己谋取不仅限于性的利益。

读者或许会反驳，我们在讨论的是如何防止性侵，而不是改变男性主导的模式。诚然，媒体所津津乐道的，常常是带有明显暴力或欺压因素的善恶分明的例子。但实际上，难以鉴定的、无声的“性侵”才是占绝对多数的例子，它们常常发生在熟人之间，发生在一些制度上具有阶序性的关系中，例如上司和下属，师和生之间，或是一些本应该平等，但恰恰因为传统的规范性观念而被双方都默认为具有阶序性的关系中，例如恋人与夫妻。从对于两性不对等的（往往是无意识的）默认到不经同意的性关系，是一个再“自然”不过的滑坡。

这可以部分地解释为什么这个话题在校园中被讨论地如此火热。女大学生是一个典型的“夹缝”中的群体。她们受到两种性教育，一方面追求自由、解放、平权，痛斥传统的贞操观，甚至知晓最激进的女权理论。但另一方面，她们可能仍然在“等”她们的“高富帅”，只有符合刻板印象的男性才能吸引他们，只有被呵护的、被“疼爱”的关系才能激发并维系她们的欲望和情感。再一次的，habitus是最容易完胜的，因为它在欲望和情感的层面发挥作用，它决定我们的爱欲情仇。

6.Say no, say yes, say it together

具体而言，为何当尊／卑、强／弱、主动／被动、主导／从属的habitus存在，以防止性侵为单一目的的性教育很可能收效甚微，因而使性侵在各种熟人关系中继续以暧昧的方式存在（亦即那种很容被说成你情我愿的性侵）？这种性教育要求主体能很清楚的say no，但主体的habitus令她不知道什么是no。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享有公民权利、经济独立、并且有自由平等观念，知道要在不经同意的情况下喊停的现代女性，如果她只可能被比她更高、更有经验、更有社会地位的男性吸引，如果她认为在她孕育生命的过程中，各种“权威”都可以对她发号施令，那么她很有可能不具备say no的能力。不是说她不敢，而是说，她不知道自己到底愿不愿意，她没有性意愿或者说对于自己的性意愿一无所知。因为用简单粗暴的二元论来说，身体要么是意愿的主体，要么是意愿的对象，而say no的能力与say yes的能力是随着主体性一起产生的。当很多女性的性行为在很多情况下都可以被描述为等待对方获得满足，如何要求她们确切地say no？

读者或许会说，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只需将消极的性教育变成积极的性教育，鼓励对于性欲的肯定及认识。这确实点出了“性教育”在我们社会中的一个误区。我身边的一些母亲是这么教育她们的女儿的：你的隐私部位，不可以给别人看，不可以给别人碰，等等。这些小女孩会不会理解成：隐私部位是很珍“贵”的，自己的性器官，性行为都可以变成资本，变成筹码？如果她与此同时在看迪士尼的公主片，看见自己的妈妈在做太太，那么答案是肯定的。如果我们现在仅仅加一句：“食色性也”，你也可以乐在其中，是不是就解决问题了呢？

前一段时间随着“性侵”一起变成关注点的“性同意”，涉及的正是这个问题。很多人都惊讶地发现，中国把法定同意年龄定为14岁。撇开历史文化背景不谈，把同意年龄定为14岁本身在任何人类社会中都可以说有一定的合理性。人类个体就是在这个时期进入青春期的。这意味着他在这个年龄开始产生并探索这种欲望，慢慢了解性冲动、性高潮、性取向等，到达性成熟（这里特指主体的成熟，而不是器官的成熟）。类似的，我们也可以说“食成熟”，“排泄成熟”，而在这个什么都要训练的时代，孩子到了一定的点都会被“催熟”：被训练吃饭，被训练排泄。而在我们的社会，可以说大家在食欲上都受到极大的鼓励，在性欲上则恰恰相反。因此这个法定的14岁才很糟糕，因为没有任何教育帮助大家在14岁达到性成熟，很多女性很有可能一辈子都没有性成熟，也就一辈子不知道自己的性关系是否是出于自己同意的。更确切地说，她们只有一些“客观”的标准去判断自己应不应该愿意（这不等同于实际上愿意）。

所以，是不是只要在狭义的性教育中加上一句：“性是ok的，探索你自己！”，问题就引刃而解了？再一次，问题可能还是要换一种问法，为什么这句话没有随着对“性教育”的呼吁一起被提上议程？为什么性教育总是长成否定命令式？再一次的，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很可能是一种症状，要深究的是背后的原因。再一次的，背后的原因仍然是那个与狭义的性教育（无论是肯定还是否定式的）南辕北辙的广义性教育。

首先，如果女性把自己的身体默认为生育的工具，把“性”也视作一种手段，那么她可能不太会探究自己的性欲。打一个比方，我所任教的学校都是高材生。但当我问学生们有什么爱好，特别喜欢学什么，有什么学业之外的“绝活”，他们常常说不出来。因为“学习”从小到大都被他们视作一种手段，这也是中国传统社会根深蒂固的思想：学习八股文是为了金榜题名、光宗耀祖。当学习本身成为了工具，大家不太会在意对其过程是否享受，甚至觉得过程很痛苦是正常的。性也一样。有一个与此相反的例子，是《霸王别姬》里的程蝶衣，他对于自己的“业”和自己的“性”的态度是一样的：“不疯魔，不成活”——唱戏本身是目的，段小楼本身是目的。

但更严重的一个原因在于，当性器官和生殖能力被整个社会视作资源，那么这个社会就会对之加以掌控：两个相互吸引的个体随随便便发生性关系，这是自（动）然（物）状（世）态（界）里才可以的。掌控的手段除了各种法律制度，还有一种比法律制度更有效的，就是对于性的脏化，尤其是围绕女性所展开的各种禁忌和道德绑架。此处例子不胜枚举，基督教传统和中国传统中的“处女情结” 、“荡妇羞辱”只是其中若干典型案例。当性不仅变成财产和权力，而且变成“原罪”，社会才对它实现了彻底的掌控，因为此时，作为“资本”的女性不仅不会主动探索自己的欲望，而且反而会禁欲。就像那些为了拥有模特身材而患上厌食症的少女将很难找回正常的食欲，在性欲萌发之时压抑它的女性想要在今后的性行为中明确自己的意愿也将是困难重重。

7.走出“性教育”的误区

在上文中，我试图指出当下呼声很高的那种“性教育”的误区。最主要的误区在于它不讨论广义上的两性关系，而仅仅聚焦于狭义的“性”并诉诸狭义的“教育”方式。事实上，将狭义的性讲解给未成年人听，是一件10分钟就能完成的事，将它写入教科书，也要不了多少篇幅。但是，要理解为什么性行为的基础在于同意，理解为什么单向的快乐是不道德的，首先需要建立很多很多其他的观念。性教育如果忽视这些观念的建立，那么很可能是徒劳的——尤其是当与之相背的观念无孔不入时。

这一误区还连带出一系列其他的误区，比如上文中所提到的，当下的性教育常常只强调抵制。男性在这种抵制性教育里常常在集体背黑锅：他们是施害者，女性是受害者。这事实上是把一个广泛的问题缩小到很小的范围，仅针对那些是非分明的案例。大部分男性的反应是：这锅我不背，世界上有些男性在利用自己的特权侵犯女性，但我不是这样的。但如上文中已指出的，由于各种男权主义的habitus，两性关系是如此容易滑坡为不对等的、非你情我愿的关系，以至于绝大部分觉得事不关己的男性，正如绝大部分觉得事不关己的女性，事实上都在复制那种关系，因为他们都是同一种性教育的“受害者”。波伏娃的那句话“我们不是生来就是女人，而是成为了女人”，反过来对男性也适用。男人也是后天变成男人的。

与此相关的第三个误区，在于大家认为抵制性的教育，尤其涉及女性。确实，我在文中也反复提出女性的身体主体性，她们的性自由，她们的权利等等。但我希望我也足够清楚的指出，这些都从根本上涉及两性关系，如果没有双方的共同意愿，那么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可能在权利上发生变化。如果其中的一方始终将对方视作自己的财产，而另一方认为自己达到了性自主和性自由，这里没有发生任何权利上的变化，而只有越来越成问题的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再一次的，让男性集体背锅是无济于事的。他们在双重的性教育中也常常举步维艰。刚才提到了女大学生的例子，也有很多男性，例如男大学生，在两性关系中希望把对方视作自主的个体，但很困惑地发现，对方好像并不对自己有这种要求，嘴上说着女权和平权，心里还是做着公主梦。抱怨自己的异性伴侣在性行为中不主动甚至于与自己没有互动，甚至于抱怨她们用性行为和生育能力讲价要挟的男性，也不在少数。

在指出了这些误区之后，我不是很确定能下什么样的结论。我给出的，似乎是一个悲观的图景：在那些无孔不入的，从身体和无意识的层面悄无声息地影响着我们的两性关系的观念和habitus面前，任何“性教育”都似乎是无济于事的，因为现在看来，唯一能与之抗衡的不是能写入教科书的性知识和性道德，而是另一套完整的观念和habitus。但是（这是令人绝望的地方），这在逻辑上不可能，任何这样无中生有被发明的观念都从定义上来说不是传统观念或habitus。

但话也可以反过来说：性教育的例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最有效的教育方式不是照本宣读，而是以身作则，不是教授而是熏陶。如果我们自己始终将性视作肮脏的，如果我们始终在复制传统的两性模式，那么把最现代的性观念带入课堂，写进绘本，写进教科书，都不见得有效。反过来，有一种方式是可以奏效的，这种方式是反观作为教育者的我们自身的性观念和两性关系，意识到哪些观念和关系在主导我们自己的言行，同时又在构成我们自己的trouble，进而在日常生活中，在与下一代的共处中，试图改变它们，试图以我们认为正当的、健康的两性关系生活。教育在这个意义上是一种有效的行动，恰恰因为它不需要在宏大的制度层面展开，而能够在我们最日常的言行中展开，当为人父母的我们愿意尝试在生活点滴中改变无处不在的两性关系，这应该是最好的性教育。例如，对于很多女性而言，将事业、爱好乃至于娱乐，视作比相夫教子更重要而不内疚不自责，抑或者不在有男有女的群体（包括家庭）讨论中习惯性地做聆听者；对于很多男性而言，主动承担“家政”并且乐在其中而不觉得窝囊，抑或者不“以貌取女人”，都已经是在大步走出传统性教育的阴影，而这些对于他们的孩子就已经是最好的性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