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轨还是真情 凌叔华 酒后 当一名妻子亲吻其他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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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光之/一个有腔调的人文类解读头条号

1925年1月10日，一篇名为《酒后》的文章发表在当时久负盛名的《现代评论》之上，一时间轰动文坛，一时间洛阳纸贵，改编而成的剧本也纷至沓来，甚至因此有了个名唤“酒后派”的文学小流派。

《现代评论》，是一本综合周刊。作者多为多为留学英、美的教授学者

而这篇不过区区3000多字的短篇小说，何以震动文坛呢？当人们看向作者署名之时，更是震惊，“凌叔华”三个字赫然在目，显然，这个初出茅庐的才女刚刚用一篇至臻至善、落笔细腻的作品，宣告了民国又一位不让须眉的文坛闺秀的问世。

凌叔华，与林徽因、冰心并成为“文坛三大才女”

《酒后》诞生于1925年，那一年中国大地正经历了剧变，工人阶级在历史舞台上大展拳脚，反帝爱国运动风起云涌，可是在反动力量反扑之下，一时间山河悲怆，草木寂寥。然而政治上的风雨飘摇，却并未让文学沉寂，万马齐喑显然并不适合这个时代。

经历了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在新思想和新思潮的冲击下，1925年前后的中国，以人性自由的觉醒和民主意识的萌芽为主流，这阵自由之风在文坛尤为兴盛。由此引发了深刻的社会意识革命，其中男女爱情与家庭伦理的变革不容忽视。

五四运动之后，女性意识的觉醒和自由恋爱风气蔚然成风，这个背景是阅读《酒后》绝不能忽视的。就算没有凌叔华，也会有其他人。

《酒后》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凌叔华们站在新旧之间，背靠暮霭沉沉的过往，放眼朝阳冉冉的未来，写下了她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对于女性觉醒与家庭伦理的思考。

《酒后》的故事非常简单，但在当时却有些惊世骇俗。凌叔华以细腻、甚至带着点颓靡的文笔塑造了一个“酒后”迷离的场景，一夫一妻和一个醉酒的男人，同处一室。而作为妻子的女主人公采苕，或是在酒精作用，或是真情所至，居然要求自己的丈夫永嶂应允她去亲吻一个名叫“子仪”的有妇之夫。

凌叔华和丈夫陈西滢

然而，在临门一“吻”的时候，她却停住了。这小小一吻的背后需要的勇气，可能不亚于秋瑾东渡日本的决心，因为这可能是女权意识的一次转瞬即逝的觉醒。

那么《酒后》到底想表达些什么？凌叔华作为一个旧家族豪门的闺秀，笔下的“采苕”到底是一个悖逆妇道的妻子，还是一个追求真我的女性？

如果想了解《酒后》，你最先应该了解的是凌叔华。

鲁迅赞其为“高门巨族的精魂”，苏雪林称她为“生于梦幻的诗人”，而徐志摩更是将她比作“中国的曼殊菲尔”（一名英国女作家）。

从左到右分别是：凌叔华、林徽因和陆小曼

凌叔华，生于1900年，卒于1990年，曾有人如此评价她“谁及你一生漫长，却又一生浪漫”。

1900年初春，北京春寒料峭，翠芽初蔓，柳色茵茵，一个叫做“凌叔华”的美丽女孩降生在了朱门大院之间。她生来就是幸运的，因为她绫罗绸缎、钟鸣鼎食样样不少，但她生来也是不幸的，因为她是个女孩。

在旧中国，作为一个女性，是有原罪的，尤其是生在高墙森森的府苑人家。

凌福彭，官居一品，民国成立后，为袁世凯幕僚

凌叔华生在了一个书香门第、丹青之家，但同时也是一个官亨巨门。父亲是前清的达官巨爵，有15个孩子。而凌叔华的聪慧与书文绘画的天赋让她独得父亲宠溺，但是她自小所受的教育理应是旧式的，是琴棋书画，是女红刺绣，是三从四德。

凌叔华小时候的工笔画

自小起，凌叔华就见惯了豪门里妻妾争宠的闹剧与旧时代女人勾心斗角的一地鸡毛，繁华烟云过眼而去，徒留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似的豪族巨门的悲欢离合。这些无不在日后影响她的创作，在《酒后》、《古韵》之中都有影子。

《大红灯笼高高挂》

但是凌叔华却“新旧并容”，在求学的过程中，养成了极其丰富的学识和文化修养，成人后，她进入新式师范学堂，和她同窗的人是邓颖超（周恩来夫人）和许广平（鲁迅夫人）。

她到底是从大家巨门中走出的闺秀之人，清风出袖，皓月入怀，就算那些长街风尘的花月缠绵悱恻之事，也终究抵不过她的矜贵典雅和清丽曼妙。凌叔华的身上同时有着大小姐的傲气和大家闺秀的温婉，她通新学，看世界，热爱一切美与爱，不论是西方的还是东方的。

她是千金小姐与自由女郎的合体，她既可以在拜师周作人时，傲然地说：“如果你不同意，就是阻止这个世界了解中国女性的所思所想”，却也时时刻刻恪守着作为一个中国传统妇女的操守。

周作人

但如果你了解凌叔华，你会知道她远比采苕更大胆，不管是在武汉大学时，和英国青年朱利安有过暧昧之情，还是和徐志摩来往过80封你侬我侬的书信。（她和朱利安多次密会，甚至为了他染发、烫发、化妆）。而对于丈夫陈西滢，她的感情却只止于了旧式的相敬如宾，鲁迅一语道破：“凌叔华娶了个有钱人”。

徐志摩

可以说，凌叔华似乎是看透了自己的婚姻，她有一个欣赏自己的丈夫，自己却无法在婚姻中感受到炙热的爱。可以说，陈西滢正是永嶂，而采苕当然就是凌叔华。

这句话很有意思，一是在说凌陈二人并不是为了爱情结合，二是在说凌叔华的“女强人”姿态。凌叔华对于男女爱情，风花雪月看得很深刻，男欢女爱不过是各取所需，但只要动了情，这世间的风月之事便陡然蹊跷。

英国青年朱利安

凌叔华，就是这样一个极富魅力的文坛公主，这样一个集深闺大秀与不羁才女身份于一身的人。《酒后》作为她的处女作，正反映了当年风华正茂的25岁的凌叔华这种矛盾而又温腻的情怀。

她将中国女人的情欲与道德一分为二，审视着自己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男耕女织中的女人身份，也审视着自己作为新浪潮下女权觉醒的女人身份。

相信大部分读过《酒后》的人都会好奇，采苕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想要去亲吻一个有妇之夫，可是却又在即将吻下去的时候戛然而止。

事实上，这个简单的“吻”，背后却折射出了凌叔华眼中那个时代中国女性的复杂人格与形象。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从一开始，采苕对于子仪的关怀便不一般，无论是“拿毛毯、关电灯”还是诸如“他的举止容仪，他的言谈笔墨，他的待人接物，都是时时使我倾心的”的话，都无不显示出她对于一个男性朋友的爱慕，乃至于“芳心暗许”。

凌叔华

凌叔华以女性作家那极其细腻、柔美的笔触丝丝不乱地描写了一个身为人妻的女人的心理活动，我甚至讶异于时年25岁的她，是如何对一个妻子的心理活动如此知根知底。不动声色之间，观者却可以看见采苕“浮现欲望，诉说欲望，欲望爆发，欲望消退”的整个过程。这种情感的爆发是渐进的，是愈来愈强烈的，从“闻一闻脸”到“kiss”，从犹豫的“请求”的语气到坚决的，不可妥协的“要求”。

说明了采苕并不是一时兴起，而是根植于内心深处的渴望。

这是女性特有的一种情欲，一旦复苏，便如同燎原之势。就像《诗经》云：“女之耽兮，不可说也”，也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安娜不可遏制地爱上沃伦斯基。

苏菲玛索饰演的“安娜”

出轨还是真情？在《酒后》发表之后，一时间颇有些探讨之风，但时至今日，我们应该学着从一个女性的角度出发，去看采苕的行为。那些不苟言笑的文人墨客，总是擅长于用自己那曲高和寡的思维去度量世间的一切。

确实，无论何时、何地来看，一个妻子要求丈夫答应她去亲吻另一个男人都是不合伦理道德的。凌叔华正是要用这样出格的行为，写一个女性受了压抑之后的觉醒。

作者对于环境的描写，是暖色调的，火炉的暖，弥散未去的酒气和醺醉的香气，“室中充满了沉寂甜美的空气”，这些描写营造了一副暧昧的氛围，充盈着一种情意绵绵的感觉。或许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下，在酒精的作用下，采苕剥离了自己身上世俗的枷锁，渴望追寻真我。

陈西滢

可以从文中看出，她虽然拥有一个宠爱自己的丈夫，拥有充裕富足的家庭，她但却被一种孤独萦绕着。那句她用以可怜自已的话“他处在一个很不如意的家庭，我是可怜他”，似乎是在说自己。

她似乎是不爱自己的丈夫的，不然她不会对丈夫那些柔情蜜意、软语温存的甜言蜜语无动于衷，也不会对丈夫的百般求好视之无睹。

按道理，她和丈夫应该是自由恋爱的夫妇，但如今却貌合神离。这就涉及了女性情欲的另一个维度，欲望。丈夫永璋是很好，他几乎是一个模范丈夫，但正是这样的“百般讨好”招致了采苕的厌恶，“红是朱砂痣，红是蚊子血；白是明月光，白是饭粘子”张爱玲曾如是说。

张爱玲

很明显，此刻，子仪正是朱砂痣，是美与爱的化身，而永璋成了蚊子血，是厌与弃的代名词。

那么，她真的爱这个叫子仪的男人吗？我认为，她并不是多么爱他。她想要的，只是那一瞬间的自由，哪怕只是“吻”的自由。她要的是作为一个女人，有自己爱与被爱的权利，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不胜枚举。

比如《泰坦尼克号》里的露丝，比如《飘》里面的斯嘉丽。这些女人当然也爱着自己的伴侣，但更重要的是，她们突破了世俗道德的桎梏，追求毫无保留的真我。

《飘》

这一吻看似是吻在一个男人的脸上，其实只是她内心对于自由爱情的幻想与女性的觉醒的渴望。那么，既然连丈夫都应允了这样“荒唐”的要求，采苕又为什么停止了？

难道只是因为丈夫不陪自己一同前往吗？难道是因为子仪并不英俊潇洒？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酒后》就太俗了。真正的原因，应该是采苕心里的另一个“自己”觉醒了。

她是一个妻子，未来可能还是一个母亲。她是受过教育的人，学识、素养都不允许她如此“离经叛道”，毕竟夫唱妇随和男耕女织是圣贤书上的“金科玉律”。她这一吻，无论多么轻柔，轻到可能子仪毫无感觉，但是这一“吻”定会给她的家庭乃至人生带来不可抹平的裂缝。

这一吻下去了，她便不再会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妻子，她将彻底成为一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荡妇淫娃”，这个故事由感性盛放开始，最终理性却战胜了感性。就像夜空绚烂的烟花，在极致的美丽之后，会重归黑暗。

毕竟，爱情只能哺育她的灵魂，却喂不饱她的肉体，她首先需要的还是柴米油盐酱醋茶。而且人作为社会性的动物，是不能离群索居的，所以她最终还是屈服，或者我该说是回归了作为一个妻子，作为一个知书达理的女人的身份。

阮玲玉说过：“人言可畏”。凌叔华也是个女人，她理应明白。

阮玲玉

《酒后》的女性觉醒是多维度的，一开始她突破枷锁，追求真我，这是女性真正的觉醒；而最后，她又放弃了追求真我，回归到了男权社会，“守妇道”战胜了“自由爱”，这是另一维度的觉醒。

一念之间，采苕做了两个自己，你说不清哪个才是她，又或许都是她。

比起采苕这个充满争议的角色，永璋和子仪成了陪衬。但我作为一个男性，却对永璋这个角色产生了兴趣。子仪在文中不像是一个人，更像是一个“美好”的象征，而相较之下，永璋更像是一个活生生的男人。

他作为一个丈夫，是合格的，他将自己的妻子赞为“天仙”，将自己的屋宇比作“天宫”，将妻子的手艺说成“佳味”。可以看出，永璋也并非是一个榆木脑袋的乡野村夫，他也是极富文采的人，因为他可以用“小说式”的语言去赞美自己的妻子。

我是同情他的，倒不是因为他得不到妻子的青睐，而是他成了“白玫瑰”，是得到了的那一个，而子仪是“红玫瑰”，是没有得到的那一个。文中，采苕眼中只有子仪的容貌，“两颊红的像浸了胭脂一般”、“两道乌黑的眉”、“腮边盈盈带着浅笑”等等，对于朝夕相处的丈夫，她显然是倦了。

永璋，也绝不会是一个面目可憎、不通人情的人。

他爱妻子，爱到了甚至愿意她去亲吻自己朋友的地步。正是由于永璋的“通情达理”，才让采苕敢于诉说自己的“欲望”。

但很快，我才明白了永璋的骄傲。

徐志摩

永璋这个角色倒比采苕更值得分析，首先，他并不是一个传统式的男权大家长，他也是一个新式知识分子。他在纯粹的两性关系之间似乎是处于下位的，他不断地向妻子讨好，看似很卑微。但这段关系中，高高在上的仍然是他。因为采苕甚至不敢自己去亲吻子仪，她提出了一个匪夷所思的要求，要自己的丈夫陪自己走过去。

这说明，在骨子里，她仍然是一个依附于男权的小女人。

从一开始“为难”到最后的“果决”，凌叔华对他的用墨极少，却把一个丈夫形象塑造得栩栩如生。

他能够讨好妻子，也就能够责难妻子。

采苕看似突破男权社会枷锁的一吻，仍然是他“开了恩”的一次大胆尝试。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下，他既是新式爱情的捍卫者，也是封建婚姻的卫道士。永璋这个角色，和凌叔华的丈夫陈西滢十分相像，当初凌叔华与朱利安幽会多次，陈西滢并没有撕破脸，而是给出了几个选择——离婚、不离婚，但分居、和朱利安断绝关系。

凌叔华和采苕一样，选择了“第三者”，而陈西滢和永璋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只不过他们两人用的都是最温和的方式。

叔本华说：“要么庸俗，要么孤独”。毫无疑问，凌叔华介于此二者之中。

时人赞扬凌叔华的文笔道：“她以一只善于调理丹青的手，调理她需要的文字的分量，将平凡的，甚至有点俗劣的材料，提炼成无瑕的美玉。”这句话，似乎已经道尽了一切。

《酒后》中最让人念念不忘的除了那些对话，便是环境描写了，凌叔华以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一种若即若离、如梦似幻的场景，在这样的环境下，似乎发生一些“出格”的事情也便不稀奇了。难怪苏雪林夸她是个“梦幻的诗人”。

作为女性作家，她的笔触温柔细腻，带着些恍惚迷离之美，而对于女性心理细节的描写和把握则堪称完美，这是一种和其他民国才女全然不同的气质。

凌叔华，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子，比起林徽因的高洁，张爱玲的洒脱，陆小曼的深情，她却是热烈与温婉的集合体，她可以是热烈决绝，也可以是温柔似水。

她的文字像一杯酒，醉得人心神摇曳，当余温散去，便会有一场酒后的大梦初醒。

她的写作始终带着两种不同的气质，却能够完美妥帖地结合。一种是高门旧族精致典雅的品性，一种是新式知识分子热烈爽朗的气息。

比起写作风格，凌叔华的爱情观也独树一帜。凌叔华认为爱情对于女性而言，是一种全然的自由表达，女性可以爱男人的俊朗，也可以爱男人的多情，更可以爱男人的才华，总而言之，只要爱，便可以冲破一切暮霭沉沉。

她不像大部分“怀抱琵琶半遮面”的女孩子，她向来是主动追求男性的，她追求陈西滢，是爱他的才华，追求朱利安，是爱他的异国情调与俊朗，追求徐志摩，则兼而有之。

保守的中国式父母之命婚姻，对于凌叔华而言是不值一提的。

她的爱情观极大地影响了她的创作，然而她却又总是不露声色地屈服于强大的传统，不得不说是一种人文主义关怀中的悲怆。与其说是她自己的悲剧，不如说是她对中国女人的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