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家英卢仙娥韩晚清民国对金瓶梅社会意义的再认识

最近很多人关心朱家英卢仙娥韩晚清民国对金瓶梅社会意义的再认识这个话题，卢子百科整理了朱家英卢仙娥韩晚清民国对金瓶梅社会意义的再认识相关内容，希望对大家有用。

——以报刊舆论为中心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没有哪部书比《金瓶梅》更具争议的性质，自其诞生之日起，便面临着毁誉参半的评价，誉之者认为它是一部出色的文学作品，而毁之者则以其为“坏人心术”的“诲淫”之书。

有清一代，屡次查禁小说淫词，而所开列的禁毁书单中，《金瓶梅》一书大多时候都首当其冲[1]。

到了民国，尽管文化风气较前开放不少，然而为整饬公序良俗起见，官方主导的净化出版行业的举措亦时有实施，如《大公报》（天津版）曾载《官厅取缔售卖淫书》一则，云“奉到教育部令，饬查小说四十一种”[1]，其所开书目即包括《金瓶梅》在内。

同时《申报》亦有书局或摊贩因售卖淫书而受到惩处的报道[2]。其尤著者，在上海市教育局宣称奉“内政部大学院明令及张市长整顿风化之至意”而开列的应禁三十一种淫秽出版物名单中，《金瓶梅》亦赫然在列[2]。

《大公报》合订本《大公报》合订本

其“根据内政部大学院令”云云，俨然此次查禁行动已经超出了地方的行政举措，而系出自国家意志。

然而查考档案可知，当年大学院确有针对全国教育管理部门所发的查禁淫书的通令，其公文正式名称为《令江苏、浙江大学校长、各省教育厅长暨各特别市教育局长大学院训令第二八二号，十七年四月十四日为禁售各种淫秽刊物并饬所属遵照由》，

内称：“淫秽书报，种类繁多，应由各省区教育机关，商同所在公安局，分别调查，切实禁售，以绝流传而维风化。”[3]（P12）

可见，该通令只是一般性地要求各地查禁淫秽书报，但实际并未指定具体书目，因此上海市教育局所开列的查禁书单，亦只是对政令的具体落实，实际代表了地方执法者的认识，而并非属于国家层面的肃清行动。

事实上，在民国时期的出版行业中，《金瓶梅》一直都是公开的存在。就当时各类报刊杂志而言，且不说一般的评论性文字，即使是《金瓶梅》小说，也往往堂而皇之地在报纸上刊登售卖广告，并且以夸张的言词吸引读者的注意。

此外，通俗小说售卖、新剧的排演，也有不少是以《金瓶梅》做参照对象而大肆宣传[3]，诸如此类，正是所在多有。

可以说，民国时期的禁书行动，《金瓶梅》往往以其传统的坏名声而被列为禁毁对象，但在现实中，却并未对该书的流传带来多少限制。

惟其如此，针对《金瓶梅》一书的传播，尤其是胡适主张影印古本《金瓶梅词话》与郑振铎将《金瓶梅》一书收入其《世界文库》的行为，持“淫书”观念的人痛心疾首，声称“斫丧青年体格，破坏青年健康，影响青年发育，堕落青年意志，摧毁国家命脉，亡国灭种，即基于此”[4]，

并认为“其目的并不在什么提倡文学，而是借文学的[h2] 美名来迎合社会一般色情狂的青年的心理，以企图塞满他的钱袋”[5]。

其所感叹者，实际在于该书的传播所导致的社会影响方面，这也是传统舆论指责其“诲淫”的主要原因。《金瓶梅》一书之所以头戴着“淫书”之恶谥而屡屡悬为厉禁，皆根源于此。

《教育公报》（民国期刊）

一、从“淫书”到社会小说

将《金瓶梅》视为“淫书”而抨击者，虽然也承认“用文字的眼光来看，的确是一部有价值的作品”[6]，然而一旦考虑到其社会影响之恶劣，便毫不宽贷了。

即以风气开放较早的上海而言，在谈到《金瓶梅》时，也谓“淫书中莫如《金瓶梅》，摹绘秘秽，如象铸鼎，迥非《肉蒲团》诸书所能望其项背”[7]，并对上海地区公开售卖此类读物的行为深恶痛绝：

沪上各书摊如《金瓶梅》《倭袍记》《国色天香》《肉蒲团》《贪欢报》《蜃楼志》《品花宝鉴》《绿野仙踪》等类，无一不有……专以租售此等书为生涯。

而少年子弟情窦初开，每喜购归贪看，丧身亡家，为祸甚烈……安得贤父母密拿重办，以端风化而正人心，其功德岂浅鲜哉！[8]

将其视为毒害青年的洪水猛兽。

因此，不仅有官方的明令禁止，即便在民间，也有禁绝包括《金瓶梅》在内的淫秽读物的自发行为，并且为这类出版物遭到禁绝而拍手称快[4]。

从维护传统社会伦理的目的出发，上述观念及行为均有其存在的时代合理性，固然是无可厚非的。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对于《金瓶梅》一书的评价如“摹绘秘秽，如象铸鼎”云云，若不是仅仅着眼于批评其性描写方面，则实际上也是肯定了该书对于现实刻画的深入细致。

事实上，从现代学术意义上对《金瓶梅》做出的肯定性评价，正是以该书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描写为基础而展开的，从而将其誉为“社会小说”的典型。

力破“淫书”之论者，往往以此为切入点，类似做法较早的可追溯至清末狄葆贤与梁启超。

前者如其在《小说丛话》中谈到《金瓶梅》，认为：

《金瓶梅》一书，作者抱无穷冤抑，无限深痛，而又处黑暗之时代，无可与言，无从发泄，不得已藉小说以鸣之，其描写当时之社会情状，略见一斑……可徵当时小人女子之情状，人心思想之程度，真正一社会小说，不得以淫书目之。[9]

同样在《小说丛话》中亦有署名“曼殊”（按：即梁启超）的评论：

《金瓶梅》之声价，当不下于《水浒》《红楼》，此论小说者所评为淫书之祖宗者也。

余昔读之，尽数卷，犹觉毫无趣味，心窃惑之。后乃改其法，认为一种社会之书以读之，始知盛名之下，必无虚也。

凡读淫书者，莫不全副精神，贯注于写淫之处，此外则随手批阅，不大留意，此殆读者之普通性矣。

至于《金瓶梅》，吾固不能谓为非淫书，然其奥妙，绝非在写淫之笔。盖此书的是描写下等妇人社会之书也。[10]

在他们的论述中，并没有遽然否认《金瓶梅》中存在的大量情色描写，更没有在这一点上与传统看法进行针锋相对的辩解，

而是在对这些内容持保留意见的同时，极力推崇《金瓶梅》一书对当时社会情状的描写能做到真实客观，其反映社会的价值远非纯粹的情色读物所能涵盖。

《申报》（民国）

正是在这样的观点影响下，对《金瓶梅》价值的审视开始突破“淫书说”“苦孝说”等传统论调，走向用现代小说理论来解读其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这对后来《金瓶梅》文学价值的重新认识多有先导之功。

如发表于1915年署名“废物”（按：即王文濡）的《小说谈》也认为《金瓶梅》之所以为才人之作，

“以其所描写，为下层社会的情事也……尤为复杂，描写更难着笔……（《金瓶梅》）借下等社会描摹上等社会之情事也，匣剑帷灯，有不脱不黏之妙”[11]，便是从这个角度对该书文学成就的肯定。

加之当时小说叙事理论方兴，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大行其道。

因此，从对《金瓶梅》是一部社会小说的认识出发，使得该书在人物形象的塑造、社会情事的描绘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掘。

如前所引，其中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认为此书描写的是下层社会的情事，它对普通民众的逼真刻画是其小说艺术取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就人物形象的塑造来说，《金瓶梅》被认为“其描写市井小人淫亵鄙陋之态，可为逼真绝肖”[12]，又认为其“对社会痛下针砭，上自皇帝首相，下至娼妇地痞，无不写到，亦无不活真活现，曲尽其微”[13]，对该书人物刻画的水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同时评论者也认识到，《金瓶梅》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就在于作者尽量避免主观的情绪，而采用客观的描摹，

即所谓“白描实写”，将社会各个阶层的人物形象自然地呈现出来，较之此前的中国小说刻画人物往往有类型化的特征，

如鲁迅批评《三国演义》“欲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14]（P143）云云，则明显是一大进步。

因此将其誉为“自古至今，描写社会的小说，再没有一部比得上《金瓶梅》描写深刻和人物的广泛……社会上形形色色，大大小小的人物，皆在他的笔底活灵活现呈露出来”[15]，“如中国够得上称有写实小说的话，《金瓶梅》实是第一部”[16]。

对《金瓶梅》的叙事艺术持否定态度的人指出：

“但凡作者，都是描写自己的，从外界的人物里描写自己，也使读者从这里发见自己。读了《金瓶梅》，可是不能有这样的发见……他不能赋予故事以人生的完成，只能写出故事自身的完成。”[17]

其观点显然是在批评《金瓶梅》一书的叙事手法。

然而事实上，该文作者（江崎进）的见解并不太高明，他尚不理解所谓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理念，因此他所认为的《金瓶梅》的不足之处恰恰是其艺术上的成功之处，即从主观描写向客观描写的转变。

这样一则反面的材料，也适足以证明《金瓶梅》在叙事上的客观写实性。

这种写实性不只体现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在对时代背景的描绘方面同样如此，《金瓶梅》通过生活化场景的展开，实际上呈现了当时广阔的社会风貌，这就从人物的真实走向了故事的真实。

其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艺术效果，评论者认为与小说的取材紧密相关，即《金瓶梅》所描写的是平凡人物的日常生活，

所谓“家庭琐事，大众实相，平淡无奇，不为一般人所注意……材料愈现实愈平浅，而能在平浅中曲曲传出各人的心情，社会的世相来，这就是不可及处，也就是金瓶梅的出色之处”[18]。

与背着“诲盗”之名而屡遭禁毁的《水浒传》相比，“（《金瓶梅》）不及《水浒》的写得令人称快，但仔细一想，却似乎又较《水浒》的写法，在事实上更有可能”[19]。

这种“事实上的更有可能”，正是小说艺术淡化虚构的成分，通过增加大量的日常细节的描写，从而呈现出生活之真实的巧妙构思。

这与欣欣子《金瓶梅词话序》所说的“寄意于时俗……虽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使三尺童子闻之，如饫天浆而拔鲸牙，洞洞然易晓”[20]（P6）相比，正是同一理路。

民国时期对《金瓶梅》社会意义的认识并未就此止步，而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更加向前推进，从此书对社会生活的真实描写进一步得出《金瓶梅》是“暴露文学”的论断，

即此书是“一部暴露政治社会黑暗，把当时明代土劣阶级现实生活尽量描写出来的忠实作品”[21]。

如此一来，则隐藏在冷峻客观描写背后的作者的主观意识便被发掘出来，并被赋予了积极的价值。

“《金瓶梅》的作者，只是在冷静地表现那腐恶的封建社会，而利用男女之性，将它衬托出来……我们在《金瓶梅》中所看见的，是封建社会中的种种势利、酷虐、腐恶、奸淫……他所写的不是令人向往的英雄故事，而是赤裸裸暴露的社会小说。”[19]

从这个角度出发，不仅大量的秽笔被认为是小说“为增加写实的力量”的需要，从而获得了某种合法性与合理性，而对全书的主旨也随之有了更为崇高的认识：

“《金瓶梅》所表现的思想，不只是因果报应，戒贪戒淫，还有更积极的一面，就是整顿吏治，铲除贪污，澄清社会，安定民生，作者必定是怀着孤臣孽子之心而写的。

从此看来，《金瓶梅》不但是淫书，也不但是劝善新书，乃是‘明代社会现形记’，里面埋藏着无限屠杀的血痕和革命的幼苗的。”[13]

至此，对《金瓶梅》文学价值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时与潮副刊》（民国期刊）

二、小说与历史的互济共生

在传统文学理论中，小说属于“稗官”，本属道听途说者所造，因此天然的便与“真实”存在着距离。

然而“史”的观念可以说是横亘于古代文人心中的金科玉律，因此即便是以虚构见长的小说，依然乐于用“野史”的概念来对小说的意义进行正面化的理解。

《金瓶梅》的文学价值既旨在“暴露资产阶级的丑态” [18]，而其描写艺术又以客观真实见长，

“以平凡的材料来入说部……重实际而不落空想”[15]，且“《金瓶梅》一书是描写整个社会的荒淫丑恶，断不在一家间的琐细”[18]，则其中穷尽世相处，实为当时社会的整体“曝光”，

诸如此类，便是从“稗”向“史”的努力靠拢。评论者所谓的“明代社会现形记”，其实已经认识到《金瓶梅》所包含的情节的真实已达到历史的真实的高度，

如谓其“白描实写，实为当时社会之重要史料”[12]，便是对这种“以稗官存史”的价值的直截体认。

析而言之，在民国报刊舆论中，这种史料价值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

首先，是小说本身为时代背景的集中反映。

以《金瓶梅》而论，这可以说是“时代的产品”，“明代确是一个很浪漫的时代，《金瓶梅》这样的作品，有明代那样浪漫的背景，是很自然的”[22]。

官吏的贪赃枉法、豪绅的鱼肉百姓、民众的卑微偷生固已如前所述，在小说中得到了细微的呈现。

即如饱受后世诟病的大量秽笔的存在，也被认为是明代的社会风气使然。

“谈淫纵欲，乃是明代的风气……当时是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朝野一致放纵性欲，小说当然蒙其影响。”[13]

这种从时代背景出发解释小说风貌成因的做法有其切实依据，因为“产生《金瓶梅》的时代，正是《金主亮荒淫史》《如意君传》《株林野史》等秽书大为盛行的时代，性的谑浪，已经蔚然成风。

春画春药，无处不售，闺阁市井，上下争趋。自士大夫阶级以至破落户头，或则饱食终日，无所用心，

或则颓唐成习，振奋无策，大家既无高尚之欢乐可以追寻，一般就只好求之肉欲的陶醉与刺激。

《金瓶梅》的作者生活在这个社会之中怎能逃出环境的熏陶支配”[23]。

时代风气影响到小说的面貌，而小说的描绘又进一步反映了时代的风气，两者之间存在着双向的渗透，使得小说本身成为某种程度上历史的折射。

《俭德储蓄会月刊》（民国期刊）

其次，是小说的情节描写实现了对历史的细节补充。

由于传统官修史书惯于使用宏大叙事的理念，以致被讥为“《二十四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24]（P85）。

而诸如笔记、野史、小说之类，却能够提供形象生动的材料，来弥补正史细节不足的缺憾。

如“废物”（王文濡）便认为《金瓶梅》的情节刻画：

写西门之贪酷，其纳贿害人各事，按诸正史，一一皆可指实，非凭虚臆造者……明代君主之专制，政府之万恶，触类抒写，淋漓尽致，使读者知西门之所以亡家，即有明之所以亡国也。[11]

认为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社会生活画面，成为历史的透视镜，而读者通过对小说的阅读，体察到小说对那个时代现象的生动真实的描写，能够对历史形成更加深入的认识。

正是因为其“反映到当时社会一般普遍的情况”，故而“堪当社会史去看”。署名“华生”的《评金瓶梅》一文，即以小说中主人公西门庆之生活经历而言，认为其以经商起家，交通官府，勾结权相，联合土棍，鱼肉乡民，形成“官僚、商人、土豪等三位一体的压迫势力，

是对有明中叶的一幅鲜明图解……所以我们读到这本书，不只可以去意识到当时的社会机构，并且还可作为官场现形记、商人土豪劣绅史去读”[25]。

这种对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多层次、多角度的表现，以及由此带来的鲜活感受，是其他作品所难以达到的。

最后，是小说本身直接包含着某些史料。

小说作为一种历史的文本，在其诞生及流传的过程中，必然会打上时代的印痕。

尤其是像《金瓶梅》这样的百回长篇小说，基于其现实主义的写作手法，它所包涵的内容自然是极为广泛。

如果说《金瓶梅》是明代社会的百科全书，也并不算过度的推崇。

如当时人就认为“他大半是明代社会的写实，这里便保存了不少可珍贵的社会史和文化史的材料……从饮食到衣饰，从风俗到语言，从音乐到戏剧，从器物到民间游艺，以及其他社会琐屑，无不可供我们的玩赏和研究。”[13]

《关于金瓶梅》一文便列举了小说中对饮食、礼俗、游艺等方面的描写，认为这些描写可以充当社会风俗史研究的素材。

此外还有语言方面，《金瓶梅》系用方言写就，中间夹杂了大量的地方土语，不仅使得文本更加地生动活泼，同时“他不像《三国演义》的用浅近文言，《水浒传》《红楼梦》的用高等白话，她用的对话全是下级市民中日常应用的俗语……讨论如何建设大众语，金瓶梅是唯一最好的参考资料，我们是不容轻易放过的”[16]。

而对于《金瓶梅》中包涵的文学史料，冯沅君在《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一文中进行了发掘与考论，认为：

天才的作者，尤其是长篇小说的作者，在致力创作的时候，常是有意的或无意的把他们所处的时代和社会的种种动态巧妙而忠实的织在他们的云锦里，所以历史的研究者，无论其为文学史的研究者，抑经济史的研究者，社会史的研究者，[h3]

……都应该将自己的矿山拓大，不应该忽视几种著名的长篇小说的史料。在几种著名的明代长篇小说中，《金瓶梅词话》所供给的文学史料实比其他各书为多。凭藉了这些材料，我们可以探索、推论戏剧、散曲、小说等文学支派的一些问题。[26]

凡此种种，说明对于《金瓶梅》的史料价值的判断已经超越了小说的范畴，而将其视为一种“资料库”式的存在。

《艺文集刊》（民国期刊）

三、“以古讽今”：小说现实意义的再审视

《金瓶梅》所描写的晚明时期的社会众生相，淋漓尽致地表现了那个时代的风貌，这种写实的笔法犹如提供了一面直接观照历史的镜子，透过它便可见晚明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

因此，与其他小说相比，《金瓶梅》所刻画的内容也就更加贴近生活，从而显得更加真实。

评论者有将《金瓶梅》与《红楼梦》相比较的，认为：

“《红楼梦》写阀阅大家，《金瓶梅》写市井小户；《红楼梦》写富贵搢绅，《金瓶梅》写淫荡无赖；

《红楼梦》之贾府，在今日已不复可得而见，《金瓶梅》所写之社会黑暗面，则今或尤甚焉。如西门、金莲、瓶儿、春梅之数人者，谁敢云其必无耶？”[27]

正是因为《金瓶梅》描写的是普通人物的普通故事，故其书中所写已经超出了时代的局限，在整个历史上，包括当下，都有着深刻的认识价值。

在这里，对《金瓶梅》一书的价值重估，已经从文学意义、历史意义，进而走向了现实的借鉴意义。

以《金瓶梅》来“反观”现实之弊病，署名“郭源新”（按：即郑振铎）的《谈金瓶梅词话》是较为全面、深刻的一篇文章：

在《金瓶梅》里所反映的是一个真实的中国的社会，这社会到了现在，似还不曾成为过去。

要在文学里看出中国社会的潜伏的黑暗面来，《金瓶梅》是一部最可靠的研究资料……

表现真实的中国社会的形形色色者，舍《金瓶梅》恐怕找不到更重要的一部小说了……

他是一部最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

《金瓶梅》的社会是并不曾僵死的，《金瓶梅》的人物[h4] 是至今还活跃于人间的，《金瓶梅》的时代是至今还顽强的在生存着。[28]

他认为《金瓶梅》所描写的虽是数百年前的故事，但这种故事在今天仍然存在，小说中所展现的堕落的时代，就是当时真实的中国。

不仅如此，署名“太玄”的《金瓶梅与现社会——现社会里西门庆型的人物》一文认为，与《金瓶梅》中所描写的社会形态以及西门庆的所做所为相比，现实社会甚至变本加厉，其丑恶与堕落更有甚于此者[29]。

可以说，《金瓶梅》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描绘的情节已经成为一种典型，已经由个体塑造上升到了具有普遍意义的高度，从这一点来说，《金瓶梅》是有着充分的现实批判意义的。

这种“借古讽今”的做法在民国时期并不罕见，甚至有着某种普遍性。

比如华洪熙的《金瓶梅与中国社会》[30]、署名“朱衣”的《金瓶梅重读记》[31]两篇文章，同样意在以《金瓶梅》来指斥现实，然而其内容几乎全部抄袭“郭源新”的《谈金瓶梅词话》。

而另一篇朱裕同的《金瓶梅与社会》[32]，也是完全抄袭署名“太玄”的《金瓶梅与现社会——现社会里西门庆型的人物》一文。

《风月画报》（民国期刊）

这种抄袭发表的行为固属恶劣，但为何会出现这种抄袭的现象则值得深思，他们的写作思路都是将《金瓶梅》与现实社会进行对照论述，也恰恰说明这种思想在当时是颇有市场的，或者说是获得公众思维的认同的。

毕竟报刊等媒介是公众舆论的窗口，民国报刊在对迎合读者的方面更是曲尽其能事，如果不是这种观点在当时颇有代表性，也就没有辗转抄袭的必要了。

因此，这种讽喻的做法，其实是反映了民众对现实不满的一种普遍的心态，是时代心理的一种曲折呈现。

尤其是民国政府在大陆统治的末期，这种心态表现得就更加强烈。

如曾今可《读书杂记——金瓶梅》一文就是鲜明的例子，其在文中痛陈：

你能说，现在的社会上绝对没有西门庆和潘金莲吗？西门庆和潘金莲不是只会荒淫无度的，他和她还有着机警奸诈而毒辣的心，才能在社会和家庭得到优越的地位。

有了他们这种手段，当然是可以“无往不利”的。如果他们生在现在，至少还不是“国大代表”或“立法委员”吗？

现在各方面老是攻击“豪门资本”或“官僚资本”，未免少见多怪。

西门庆不就是与官吏合作营商而致富的吗……

你能说那时候的社会和现在的社会有什么不同吗……

西门庆那样的人，在当时岂止一个？即现在，恐怕也不少。而西门庆和税关官吏勾结走私的情形，也正和现在相似……则可见现在的一切贪污舞弊，不过是效法古人，理应无罪的……

当时的公务人员……贪污或剥削人民，即京官……不得不凭藉权势去向外官敲诈，外官就只好串同僚属去贪污或勾结商民走私了。

在另一方面，则有卖儿鬻女去维持生活的。这情形，现在不是也常有而且很多吗？

当这种不满达到顶点，便出以惊人之语：

“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人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果然，后来就爆发了张献忠、李自成等的大暴动……我们现在好像也生活在一个这样的时代，这样的社会里。” [33]

其言论之大胆，对社会批判之强烈，都可以说是触目惊心。这种“指桑骂槐”的做法，虽然完全脱离了对小说本身的艺术成就及文学价值的探究，但却标明了一种借助于文学批评进行社会批判的思维路径，正是对小说的现实意义的极大的升华。窥一斑而知全体，此类极具煽动性的话语能够在报刊上公然发表，显示了当时政府对大众传媒控制力的减弱，同时也反映了当时政权的飘摇与民心的丧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