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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3月30日,世界卫生组织发布新冠病毒溯源报告,指出武汉华南海鲜市场不是新冠疫情的最初来源。报告发布当天,美国政府公开质疑称中国“不透明”,要求进行第二阶段调查。 声称要让美国重回世卫的拜登,为何不肯接受世卫发布的报告?而在这场漫长而吵闹的全球抗疫战中,哪些重要的事情是被我们悄然忽视的? 观察者网特此专访了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查道炯

【采访/观察者网 白紫文】

观察者网:拜登声称要重返世卫组织,但为何不接受世卫发布的溯源报告?

查道炯:首先必须要讲清楚的一点是:世界卫生组织是一个由成员国组成、各成员国之间按照《国际卫生条例》以世界卫生大会议事过程所产生的决议、建议或者呼吁来运行的国际机构。在世卫这个平台上,成员国之间的互动是依照共同认可的规则进行的。世卫并不是全世界的医疗管理局,它不具有政府强制力功能。世卫组织设有专题工作网络和专家队伍,对涉及人类健康的挑战进行调研和评判,但本质上它是在公共卫生领域不同国家,包括政府和企业进行互动的一个平台。

自从成立以来,世卫一直受到不同程度的质疑。现在适用的《国际卫生条例》是2005年版的,它的前一版是1969年通过的,其间只能达成有限度的修改,可见成员间如何互动,一直处于不断摸索的状态。这一次的新冠疫情在地域规模和经济与社会影响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出现一些情况的处理不太跟得上形势、运作不够顺畅也是很正常的。

正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无论是在疫情防控还是在健康促进方面,都没有强制执行力,其成员国因需求和能力不同在世卫框架下有相互帮衬之处,也有相互竞争的时候。所以,出现拜登政府不接受世卫组织的溯源报告这种情形,大可不必感到意外。世卫组织有194个成员国,我们不必过分在意美国及少数国家发表的一些看法。

至于美国对溯源报告提出的意见,认为缺乏“关键数据信息与渠道”、应该由“独立的国际专家”采取第二阶段行动之类,那是另外的话题了。

观察者网:联合专家组成员彼得·达萨克认为,中国科学家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份报告证明各国在非常困难的政治环境下仍能合作,共同研究病毒起源。您如何评价目前新冠疫情方面的国际合作?

查道炯:我们要知道,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在社会层面其实有一种情绪,他们认为像大型流感这种人畜共患病在1968年的流感大流行之后,其历史就结束了,西方应该是安全的。的确在那之后的数十年,人畜共患病导致欧美社会的日常生活受到大规模影响的情况比较少见。

所以,2003年“非典”的出现就让发达国家民众感觉到惊慌失措,也非常地意外,没想到还会再次出现人畜共患病的局面。之前西方认为发展中国家因为经济社会水平落后,所以提供一些援助即可,疫病并不会影响到他们自己。但“非典”之后西方觉得只是提供援助不行,需要更广泛的合作。但“非典”结束的非常快。虽然后来也出现过几次这种惊险,比如2009年的H1N1流感病毒,也是人畜共患的,一度被称作“猪流感”,还有2013年的中东呼吸综合症,一般认为骆驼是中间宿主。但是这些疫情都没有像这次一样,如此长时间地难以找到有效的抗疫、治疗等应对方案。所以,我理解,“困难的政治环境”的基础之一是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社会的一种强烈的反感情绪。

如果这次疫情首先不是在中国发现,或者说不是中国首先向世界报告,而是别的国家先发起,他们的反应也会跟现在差不多。这一点我们要跟自己讲清楚。

2月9日,武汉,世卫组织专家组成员Peter Ben Embarek在新闻发布会上手持一张显示病毒传播途径的图表。图片来源:NG HAN GUAN/ASSOCIATED PRESS

另外,“政治”一词,不同的人所指内涵不同。这位世卫专家所讲的“政治”,我们不妨将其理解成一种全球性的焦虑,因为这一次疫情的演变非常意外,各方应对能力不同,遭受的损失也不同,大家都在努力,为什么就这么难应对?

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这次疫情议题上的“政治”,其核心根源其实是忧虑。假如这次中国发现并报告的疫情,西方通过疫苗、药物或者治疗方案它自己很快就能控制住,甚至还能有余力帮助中国,也就不至于出现现在的局面。

这一次西方对自己的卫生治理能力产生了一些疑虑,想找到根源在哪儿,病源在哪里,这种想法不是不可以理解的。但是不论是从医疗的角度或者公共卫生政策的角度,都要按照科学精神从事国际交流。而科学本身的本质特性就是不确定性。

回顾过去几次重大疫情,不仅“非典”到底起源于哪里,包括2013年中东呼吸综合症到底起源于哪种动物、哪个具体地点,以及2009年H1N1流感起源于哪个国家的哪个具体地点,至今都有不同的说法,都没有“盖棺定论”的答案。这是很符合科学精神的现象。

针对1918年的“西班牙大流感”的溯源,到病毒学界公认可确定病毒基因链的时候,已经是2005年了。经过近90年才找到病毒基因链,而且这还得益于在1990年代初成熟的基因技术。

一种新型病毒的科学溯源是一个长期摸索的过程。世卫组织的专家都有医学和科学的背景,他们都明白这个道理:想把任何一次疫情的源头找到,都是一个长期、复杂、需要反复比对、论证的过程。

回到“政治”话题,很多人都希望对病毒的源头有一个比较确切的解释,而且越快越好,这有助于人们判断自己身边的风险有多高。在一些政客、媒体舆论那里,常常想推出一种非黑即白的论断,但这想法本身不符合科学常识。

美国等14国发联合声明质疑溯源报告。世卫驳斥:合作强有力,专家组成员都支持报告。图为白宫发言人,视频截图

观察者网:之前您刚刚发表过《中美如何管理分歧》一文。透过这次疫情,您认为中美该如何管理对彼此的分歧、又如何促进彼此合作?

查道炯:关于“合作”,也有一点要讲清楚。合作本身就可以是充满争议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一方必须全盘接受另一方的主张,那种理解不到位。而对方为什么不接受,才是合作讨论中需要分辨的关键。

我觉得,中美之间继续谈论新冠这个话题要想有所成效的话,就要回到我刚才讲的基本认知:这是一个科学问题,而科学的本质就是在恒久不确定的过程当中,努力把握阶段性的确定性。而这种阶段性的结论,包括从病毒学专家、病原学专家、流行病专家那里获取的对病毒的认识,以及凭借科学精神所做的暂时性、阶段性的观察,应该与全球共同分享,而不应该受制于中美两家之间的政治偏好限制。没有这个认知,那就只能争吵下去,不是你不对就是我不对。

中美之间常被提到的一个话题是“疫苗外交”。疫苗话题的底线是什么?是全球有需求的人能够尽早打上疫苗,而不是究竟由谁去打、用谁的疫苗去打才是“对”的。为了促进全球的疫苗接种,要维持疫苗生产所需国家人和物品的畅通无阻,还有保障其他药物、医疗物资的不间断供应等等。这些才是防疫任务的底线。你自己不做,然后别人去做了,你又要说他是以疫苗换取政治外交收益,高呼反对,这站得住脚吗?甭管是哪家的疫苗,有需求的人如果打不上,疫情得不到缓解,受负面影响不也包括自己吗?

在疫苗的全球使用上,需要有符合基本常识去行事的精神。当然有些人可以认为,一方提供了疫苗,它的国际地位提高了,疫情结束后商业上的机会就更多了。这么理解也不见得没有道理。但眼下是人在生病,怎么能有药但不给他吃?

观察者网:您觉得对于新冠议题,现在的舆情能够摆脱政治影响,回归科学态度么?

查道炯:科学和政治这两种力量也在磨合。政治永远都会存在,如果不是新冠议题、疫苗议题,也会存在于别的议题。

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是从对美国的那些政治表态的高度敏感之中解放出来。该做的事,涉及其它国家或居民的,跟他们商量好,就做。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就是我刚才讲的世界卫生组织的本质,它并不是“世界政府”性质的组织,实际上任何国际组织都是如此。

我们要保持一个心平气和的心态。不要被那些刺耳的政治言论搅糊涂了,认为那些言论就反映着全部现实,其实不然。医学、医疗界的国际交流,虽然不容易上媒体头条,却一直在进行,在做急人之所急的事。

现在我们的公众舆论、特别是国际事务的公众舆论,实际上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就是过度以美国发表的政治性言论为标杆,对于美国那边传出的一些批评的或者不好听的声音太过敏感。当大洋那边一些有偏见的人发现不论他说点什么,我们这边都跟着议论得热火朝天,理所当然地就会加倍地刺激我们。

实事是按照科学的、协商、妥协的精神一点一点地做出来的。有些不同的点评,很正常。要分清噪音和箴言;对噪音,听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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