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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隋唐,除了“天可汗”李世民以外,最为世人所熟知的,莫过于他麾下的“秦府旧将”。可以说,李世民任秦王期间能屡立战功,这些武将功不可没。如尉迟恭、秦琼、程知节(即程咬金)、段志玄、侯君集、张公谨等人,不仅位列凌烟阁二十四功臣,还是《隋唐演义》中的主要角色。

尤其是尉迟敬德与秦叔宝,更是许多评书、戏曲乃至民间传说中的主角。元代以降,“马踏黄河两岸,锏打三州六府”的秦叔宝与“日抢三关,夜夺八寨”的尉迟敬德,一度被描绘成了被百姓所崇拜的“门神”。

可惜的是,演义与历史终究有较大出入。不同于小说演义,历史上的“秦府旧将”在步入贞观年间后,并未延续昔日的辉煌,反而表现得十分低调,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上图_ 尉迟敬德(585年-658年12月26日),即尉迟恭

一、贞观年间的“秦府旧将”

从结局来看,“秦府旧将”大概可以分为三类人:

一者参与谋反,而后兵败身死,如侯君集、张亮等人;二者早早离世,未有幸见到“贞观之治”,如秦琼、段志玄等人;三者虽然活跃,但也鲜少挂帅出征,如尉迟恭、程咬金等人。

以尉迟恭为例。在“玄武门之变”与“逼迫李渊退位”这两件事中,他出力最多、立功最大。

据《旧唐书·列传第十八》记载:“及论功,敬德与长孙无忌为第一,各赐绢万匹;齐王府财币器物,封其全邸,尽赐敬德。”同年(武德九年,626年)九月,尉迟恭升任右武侯大将军、进吴国公,获封1300户食邑。

然而,备受李世民器重的尉迟恭,却在这之后鲜有作为。贞观元年(627年),尉迟恭破突厥于泾阳;可等到他下次出征,便已是贞观十九年(645年)了,而且还不是单独领兵。彼时,李世民亲征高丽,尉迟敬德从征之。与他相似的还有程知节,其军事生涯同样在贞观年间暂时划上了句号。

上图_ 李勣(jì)(594年-669年),原名徐世勣

以上种种,是否说明:唐初年间的战事并不多呢?

显然不是,因为贞观年间的大型军事战斗,主要被“二李”被包了。在“秦府旧将”闲赋在家时,李靖、李勣二人反倒名震东北,恩抚西域。

综上,不难得出结论:前两者(早逝与谋反被杀者)的确是“秦府旧将”在贞观年间颇为低调的一个主要原因;但更加值得深思的,还是尉迟恭、程知节等人:仍活跃在朝堂的他们,为何不如以往受重视了?

上图_ 唐太宗李世民(598年1月28日-649年7月10日),陇西成纪(今甘肃省秦安县)人

二、行“偃武修文”

与李世民的执政方向“背道而驰”,是“秦府旧将”在贞观年间地位衰落的根源所在。

贞观元年(627年),封德彝在李世民面前吹捧军事武功,当即遭到后者反驳,见《唐会要·卷三十三》:“朕虽以武功定天下,终当以文德绥海内。文武之道,各随其时。公谓文容不如蹈厉,斯为过矣!”

李世民的“文治”思想,于此时初见端倪。及至贞观四年(630年),李世民已明确表达出自己“偃武修文”的政治主张。据《资治通鉴·唐纪九》记载:“上(李世民)谓长孙无忌曰:‘贞观之初,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威权,不可委之臣下。”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唯魏征劝朕:“偃武修文,中国既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

初唐能有“贞观之治”,离不开李世民文武并重的政治主张。打江山难,守江山更难。武将出身的李世民在登上帝位以后,能虚心纳谏,并将国家发展的重心转为文治,殊为不易,大见其功夫之深。

上图_ 李靖(571年-649年)

所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武将出身的“秦府旧将”遭遇冷落,也是在所难免的事。谁叫他们没有像李靖、李勣这般,做个文武双全的能臣呢?

没错,“二李”虽然在贞观年间屡立战功,但有意思的是,他们最终都由武转文了。李靖因军功累迁为尚书右仆射,成了治国的宰相;李勣不甘示弱,历任并州大都督(即李治)府长史、同中书门下三品、太子太师等文职。

上图_ 玄武门政变

三、明“君臣之义”

严格意义上说,李世民通过弑兄逼父的手段逐得王鼎,算是得位不正。为此,李世明当然要不遗余力地宣扬“君臣之义”。为了避免后人向他学习,李世民不止一次强调:“君虽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于此处所见,反倒有点“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意思。但对李世民来说,这的确是无可奈何的办法。为了消弭自己发动“玄武门之变”带来的消极性的政治影响,李世民在位时经常把“君臣义重”挂在嘴边。

据《旧唐书·太宗本纪》记载:“谅由君臣义重,名教所先,故能明大节于当时,立清风于身后。”

由此可见,明定“君臣义重”已成为李世民的执念。问题便出在此处:在当年的“玄武门之变”中,尉迟敬德、程知节、秦琼、张公谨等人是出过大力、立过“大功”的。换言之,“秦府旧将”与李世民都已被打上了“反君臣之义”的标签。

上图_ 秦琼(?—638年),字叔宝

在此情形之下,李世民自我安慰倒也就罢了,可他却不知道,该如何面对这些“秦府旧将”。倘若李世民再毫无顾忌地继续重用他们,岂不是又违反了他自己辛苦宣扬的“君臣义重”?

正因如此,“秦府旧将”与“玄武门之变”一样,都成了李世民尽量避而不谈的话题。可凭心而论,李世民又是有容人之量的。抛开数次顶撞他的魏征不谈,这些“秦府旧将”虽然有了一些不光彩的过往,可只要他们自己不去主动“作死”,大多还是能得以善终的;无非就是遭遇冷落,仅此而已。

上图_ 魏徵,现作“魏征”(580年-643年2月11日)

四、拔“四方之士”

陈寅恪先生曾在《论隋末唐初所谓的“山东豪杰”》一文中指出:山东豪杰是唐初功臣中的山东人士,他们为“玄武门之变”出力颇多,因而在唐初政治上占重要地位。

由此观之,山东豪杰出身的秦琼、程知节以及山西的尉迟恭等“秦府旧将”,之所以能在初唐年间扬名显达,与他们对李世民的支持有莫大关系。不过,在李世民开启“贞观之治”后,这些功勋旧臣显然无法满足他的治国需求了。

上图_ 唐太宗李世民书法《晋祠铭》

彼时,秦府旧将在朝堂占比颇高。可李世民不仅需要山东士族的帮助,受“关中本位”政策的影响,他更离不开关陇贵族的支持。而且,为了均衡东西、南北之争,李世民还需要提拔一些江南士族入仕。

一份“蛋糕”就这么大,“新人”要多分一口,“老人”就会少分一口。因此,在李世民拔擢“四方之士”的执政倾向下,昔日辉煌一时的“秦府旧将”,也难免会走向衰落,这是导致他们在贞观年间低调无比的直接原因。

作者:瀛洲海客 校正/编辑:莉莉丝

参考资料:《旧唐书》《唐会要》《资治通鉴》《论隋末唐初所谓的“山东豪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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