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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研究透一国文明，学其语言，置身其地，往往还不太够，因这只解决工具和环境问题。在我看来，还应附加一条：如条件允许，可与他国文化互为参照，达到吃透文化思维、生活艺术的境地。

汉学家高罗佩先生就是一个典范。作为一个荷兰人，对中国古典文化熟稔了透。“大唐狄公案”系列小说就是他的汉学研究成果之一。

说说其中一个故事。《漆屏案》是一个虚构的、假托狄仁杰办案的精彩故事。小说中，狄公任蓬莱县令，与随从乔泰度假观光，暂住牟平县，一举连破县令滕侃夫人被害、商人柯志元离奇投河两案。高罗佩并未像类型小说那样为了解谜编故事，也不诉诸惊怖恐惧，渲染气氛。相反，他用足够多的闲情闲笔去描花写草。狄公可以和随从泡泡温泉，练练棍棒；乔泰甚至还抽空享受爱情。狄公被窃贼昆山跟踪讹诈，索性将计就计，假装强盗，卧底帮会。在帮会首领那里，他充分搜集舆情，套取证据。甚至，为了勘察现场，发现破绽，狄公竟与风尘女子石竹，夜宿青楼。这种办案智慧，其实是机敏善思、不畏困难、探根问底、惩恶扬善的精神象征。

表面看，作家是在经营侦探破案的“棋盘”，实际上，他倾注了他所理解的古代中国价值理性、情理结构和社会义理。在他笔下，狄公是典型的儒家士大夫，在儒教传统里为人行事。作品里突出了情与法的博弈考量，在揭露凶手罪行之外，更有一种道德鞭笞的力量：对县令伪装深情、沽名钓誉、心理扭曲，嗤之以鼻。县令滕侃虽不是杀害夫人的真凶，却是扰乱视听，利用“漆屏之画”，编造爱情传奇；假托癔症疯病，乔装不幸的伪君子。正如卖假古董，都要附赠一段动人故事，县令也给狄公先讲了夫妻恩爱，身患怪病，并无子嗣，也不续娶的深情。

然而，这个故事的真实版本却是：县令身心并不正常，其夫人与画师冷德生情。滕侃既已知情，却隐而不发，始终窥伺。他本无大才，却剽窃夫人诗作，浪得名士虚名，“硬拗”情深不渝的“人设”。恰巧窃贼昆山，谋财害了夫人性命。他终于心满意足，却伪装痛苦。滕侃活在虚伪声名，迷在表演欲望中，不能自拔。高罗佩有种敏锐批判：虚假丑陋之心，比罪行本身更为可恶。作家完美运用了一系列侦探小说的系统配置。比如“漆屏”正是完美道具，类似一百种毒药或诡计的作用。县令夫人死于卧房中，又模拟了西方屡见不鲜的“密室推理”。狄公办案，完全是友情外援，被天然设计成“非官方属性”。因为暗中探访，更像私家侦探的做派。

更重要的是，我们发现了两套人物序列：一种是“不可能的罪犯”，如书生与柯夫人；一种是看似江湖粗野，却坦诚磊落之人，如什长与石竹。柯夫人为了谋财与书生私奔，利用算命先生的预言，谋划了丈夫自尽的合理逻辑。她金蝉脱壳，借尸还魂，让书生扮演丈夫柯志元自尽跳河。如此一来，她就拥有一群深信不疑的目击证人。这符合推理小说的出乎意料。而看似不可能的弱者，常是罪恶之源。这就有了西方推理小说的味道了：不要轻易相信情感印象，逻辑才值得信赖。这是他们的生存哲学。

深究其中会发现，中国的公案小说和西方的侦探小说，在高罗佩笔下互通，但也能在小说中读出中西方文化的本质殊异。这不只是章回通俗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分别，更源于意识层面——官方办案与私家侦探行动原则之不同。推理小说会夸大私人侦探的智慧洒脱，警局的愚笨无能。而公案背后，则代表的是中国古代清官正义的理想寄寓——清正廉洁和明察秋毫的价值合一。

如若没有精深的研究，高罗佩绝无可能复现中国古代生活细节场景，也无从揣度中国古人情结。高罗佩把两种文明的文学，像“鸡尾酒”一般调兑，成为了全新品种，不能不说是一种尝试。不同文明之间虽有泾渭之别，但却不是完全割裂的，有时还能相融，产生奇异画面。

·书语闲谭· 文/俞耕耘

【编辑：张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