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非洲丈夫 在村里教跳舞是哪一集「非洲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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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可钰，42岁。她是个舞者，走到哪儿，都带着一股力量感。这个三年里被疫情停摆了几次的舞者，曾经是喀麦隆国家舞蹈团重建者之一。
在等待演出“解冻”的同时，她开始从专业舞台创作走向平常生活，与村庄链接，用自己的行动影响村民对舞蹈的兴趣，通过与普通人共同创作舞蹈作品，实现一种更加真实和富有创造性的生活方式。
蒋可钰在指导大家跳舞。她说要学会舒展着身体，像燕子一样轻盈起来。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紫房子排练
北京市昌平区兴寿镇西新城村的标志性建筑是一栋门口立着白色维纳斯大理石雕像的紫色二层房子，这里是贵州女子蒋可钰和她的喀麦隆丈夫阿蓓·西蒙的练功厅，房子一层用来热身，二层有全身落地镜和压腿用的把杆。
身高1米73的蒋可钰皮肤呈小麦色，运动起来迅猛又敏捷。7月初的一天，她带着六七个女子和一个十岁的胖男孩在地垫上边走边倒地打滚。
紫房子前，蒋可钰和舞者张苹讨论舞蹈给身体带来变化的体验。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蒋可钰说，他们都是没经过专业训练的身体，现在做的就是要打开他们的身体，之后才是塑形，也就是具体的肢体动作，最终是帮助大家找到属于自己身体的表达方式。
她指着自己的身体说，要想敏捷地起来，需要运用你的核心力量，要用你的手推地板去体会与地面的关系，比如滚到这要碰到人了，迅速推地板，再放手，呼口气，借着反弹力把自己腾起来。
“你们起床都是噌的一下子。对，醒来之后都是靠核心肌群让你起床的。”蒋可钰指挥大家不断穿插走动，抢空位就去滚一下，然后立刻起身。这是一种高效的热身办法，没滚几次，每个人都面色通红，汗流浃背，躺在地上不想起，有个成员微晃着起身说了句，其实一圈就滚晕了。
Easy go , Easy go……接下来排练第一章节，大家在西蒙哼唱的hip-hop带有机械的节奏声中，拍着胸脯、扭着胯、跺着脚、鱼贯挤着走。可能是队列看起来太有秩序不够奔放，西蒙也拍着胸脯冲进队伍，甩开胳膊左突右冲，蒋可钰在一旁大声喊，“这个感觉就像河流突然开闸了，你们唰一下子就涌过去了”。
进入第二个章节，突如其来的是苗族音乐，蒋可钰松开发髻，一头八九十厘米长的直发瀑布一样倾斜下来，她不假思索地用力左右甩头，身体的即兴发力使地板震动。
蒋可钰说，这个时候，就像小朋友玩的时候，什么都不想，只听从自己的身体感知。
蒋可钰说，其实你的身体天天在陪着你，比如刷牙洗脸，但是你并没感觉到身体在协助你，现代舞就是要把你习以为常的身体重新审视，把你的潜意识释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进入现代舞的时候，先要学会躺下。
阿蓓·西蒙让大家手掌心相贴，让一个人自由起舞，另一个人自由跟随，并始终保持手掌心相连，让大家“寻找链接”。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蒋可钰说，她认真观察过自己的两个小孩子的躺姿，他们怎么转身、怎么动小手、怎么坐起来，在现代舞里这都要重新去感知、表达的。
休息的时候，胖男孩高兴，把自己的脸和身体死死地按在练功镜上，一起学舞的燕子说，他在找跟镜子的关系。
蒋可钰说：“寻找链接，产生关系，正是现代舞的出发点，首先是跟自己产生关系，然后才进入到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
接触现代舞
1980年出生的蒋可钰的舞蹈生涯也是从曾经风靡一时的青少年宫开始的，6岁那年，蒋妈妈在贵阳街上拿回一张有青少年宫招生的报纸，“那时候一个学期交25块钱，我就交过一次，之后直接就进了青少年宫的小花艺术团”。
进了艺术团就跟着到处演出，蒋可钰记得假期的时间特别忙，每天有一场演出，“有一次一场演出总共12个节目，我们要跳七八个舞蹈，那时候还有工资，你没见过八九岁的小孩拿工资吧”。
14岁，蒋可钰考进贵州省艺术专科学校(贵州大学艺术学院前身)，三年后被保送贵大艺术学院，上了第一年，正好北京舞蹈学院有进修班，在贵大保留了学籍的她第一次来到北京。
1998年那会，北京舞蹈学院也还是芭蕾、民间舞、民族舞、古典舞的天下，只有一个老师做现代舞，“我被他们那种身体动作吸引了，我决定进她的班”，之后，蒋可钰考上北京舞蹈学院的专升本。
那位当时特立独行的老师，就是现在北京舞蹈学院创意学院院长万素，她是一位有着自身独特舞蹈体系的舞蹈名家，是国内舞蹈界现代舞、创意舞教学的领军人物。
什么是现代舞?蒋可钰一开始根本不明白，老师没事就让你做行为方式，做即兴表演。比如说有一条毛巾在这，你们看采取什么行动跟那条毛巾发生关系，不是跳舞，是你想怎么玩?你想拿它来干什么?然后每个人要不一样。
大家有拿来毛巾跳舞的，有送给别人的，我是抢了毛巾就跑了，然后老师说，好，停下，这个叫柳暗花明又一村，你的时间感用得很好，“那时候我就有点开窍了，就是说你做东西一定要有自己的角度，要有自己的想法，我开始重新对自己的身体有感觉了，开始喜欢皮娜·鲍什(德国现代舞大师)”。
本科毕业时，万老师留下蒋可钰和另一个学生做助手和她一起做作品，做了几个项目后，有一天，同是老师助手的娜姐问她去不去非洲。
遇见阿蓓
娜姐叫娜尔斯，是位蒙古族舞者，当时文化部邀请她和一名同伴参加中喀文化合作项目并负责重建喀麦隆国家舞蹈团。娜姐首先想到的就是蒋可钰。
喀麦隆，位于非洲中西部，被称为“小非洲”，因为境内高山、森林、高原、平原、草原、河流、海滩、沙漠、雨林、火山全套拥有，只分干、湿两季，温度和云南差不多，最重要的是，它以足球和本土音乐还有芒果树著称。
2005年8月，30岁的娜尔斯和25岁的蒋可钰第一次来到喀麦隆，为喀麦隆国家舞蹈团的重建招生。
第一批因为没经验，招了10个零基础学生，招第二批的时候，娜姐就想到不如在民间那些有街舞经验的人里找。
阿蓓·西蒙就是那个时候出现的，他从16岁起连续4年带领Black Star舞团，获得喀麦隆城市街舞比赛的冠军，他带了三个团员来面试。
考试内容是放古典音乐小提琴曲看街舞表演者们的反应。结果是主考的两人当场看傻，当街舞遇到小提琴，他们的表现竟然可以如此完美。
蒋可钰和阿蓓·西蒙，带着两个孩子玩耍。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后来蒋可钰听西蒙说，其实那段时间他对街舞已经厌倦，在多方寻找突破瓶颈的可能与机会。
三个星期后，在看了一场演出，对过相同的感受的眼神后，蒋可钰和西蒙由师生成了恋人。
蒋可钰说在喀麦隆国家舞蹈团教授现代舞是考虑到现代舞注重形体规范和内心感受，编舞时可以轻易融入非洲元素，保留非洲文化传统，在到达喀麦隆近两年后，两千余名当地百姓和各国驻喀使团代表，共同见证了喀麦隆国家舞蹈团的重生。
喀麦隆总统和夫人多次亲临演出场馆观看演出，2008年北京奥运会“相约北京”之“非洲之夜”中的舞蹈《黑色之美》就是献给北京奥运会的最好礼物。
在喀麦隆的第四年，项目结束。2009年上半年娜尔斯、蒋可钰两位中非文化交流使者回到北京。
2012年，西蒙第二次来中国的时候向蒋可钰求婚。
有谁要和我一起跳舞吗?
2017年初，蒋可钰、西蒙在北京成立公司做项目，从创作到演出到文化传播，从剧目编导到舞台监制、技术指导全都是自己做，在喀麦隆做国家舞蹈团的运营经验派上了用场。
蒋可钰说，当时我们在市里住的是35平方米的公寓，没法跳舞，就想有个更大、价格更便宜、不扰民的空间进行创作和排练。
一番找寻后，当年10月，两人在昌平兴寿镇暴峪泉村租了院子住，又在旁边的西新城村租了一处房屋，改建成练功厅、餐厅和办公室，并且全部刷成紫色，来来往往的村里人看着新奇，都管它叫“紫房子”，喊来喊去紫房子就成了村里的地标。当年11月，蒋可钰、西蒙的儿子出生，起名阿蓓聿健，过了两年，女儿出生，叫阿蓓玉梅。
一开始，村落对蒋可钰来讲只是因为看中了它的房子，其他概不了解。她的日常就是养娃、创作、编排，然后带着“阿蓓舞团”的作品在世界各地巡演。阿蓓舞团没有任何外援自助，都是靠做演出产生收益。结果，三年疫情几十场演出取消，尤其是2022上半年被取消大小12个，把他们彻底留在了村子里。
“之前那么忙，一下子就没了任何工作，每天不知道我在干什么，那种心理落差太大了，差点调节不过来，后来，我觉得该给自己找事情做”，蒋可钰第一次将目光收回到村里。
她尝试写了张海报贴在紫房子门口，标题是“有谁要和我一起跳舞吗?”，你想不到吧，有9个，都是零基础，有老村民也有新村民，蒋可钰说。
西新城老村民潘光银报了名，“舞蹈对蒋可钰那是艺术，对我就是生活，能让自己开阔一点”，跟着蒋可钰跳了一年多的小潘，遇到心情不好，就会在家里把窗帘一拉，把音乐一开，狂舞一阵，慢慢就能平静下来，住一个院子里的公公婆婆知道她是在排练，也不去管她。小潘的老公受他影响，也开始跟着西蒙玩玩非洲鼓，小潘说，家里的氛围在改变，儿子的性格也开朗了不少。
蒋可钰和阿蓓·西蒙带着大家进行排练。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今年6月，有户村民家的孩子，跟着西蒙跳了十个月的街舞，在镇里的学校汇报表演后说，舞蹈不再是他要去学习的一个技能，舞蹈已经到了他的生命里，是可以陪着他往前走的。
附近村庄有环保、艺术方面的公益活动，也会邀请蒋可钰和新、老村民，带着他们排练的演出，小规模地服务社区，通过这样的互动，和大家一起摆脱一些疫情的阴霾。“每个人都需要有通道去释放和转化”。
这些都给了蒋可钰很大的启发，她开始认真考虑从专业舞台创作走向“素人”生活的编创中，去触碰普通人需要表达却难以言说的部分，鼓励那些内心在起舞，却一再错过的人们，通过“素人肢体剧场”演出，与自己、与他人、与社会、与自然、与世界发生真实的链接，“这会对每个人都有用”，蒋可钰说。
紫房子练功厅连着一间平房，蒋可钰把它做成了小餐厅，排练到中午的时候，素人舞者们就在这里一起吃饭。做饭的阿姨用青椒、芹菜等大量蔬菜和鸡胸肉做成低热量餐招呼大家用餐。蒋可钰的妈妈来了，也会做了贵州牛肉粉招呼全村的人来品尝，隔壁邻居甚至带了住在别的村子的亲戚来尝鲜。
不排练的时候，蒋可钰会做点心、磨咖啡请村里人品尝，或者组织一些绘画、手工等小活动来跟社区的人互动。还有艺术家曾经在蒋可钰的小餐厅，挨个给村民们画过画像。
蒋可钰有个发现，和村民一起跳了一段时间，他们跟我打招呼的话都变了，以前是“吃了吗”，现在是“跳了吗”。
得空的时候，西蒙还参加了村子里的足球队，和村干部还有孩子们一起踢球。平时他喜欢坐在门口，看着两个孩子在尘土飞扬的村路上跑来跑去，跟小土狗玩，又抱又亲。隔壁邻居看见西蒙也总是会打招呼。
众筹出来的作品和演出
紫房子二楼的排练厅里， 44岁的张苹带着83岁的妈妈坐在地板上，胳膊在身后支撑身体，双腿伸出，两人脚抵住脚做屈伸动作，张苹想让妈妈放松下来，一边说，“我就是泥巴里很软的那块，你用很小的力气就能推动我”。
脚抵脚之后是头顶头，就像小时候孩子跟妈妈的顶牛，张苹和妈妈一边舒缓地顶牛一边还前后晃动，顶出去再收回来。过了一小会，张苹问妈妈，“晃晕了没”?妈妈则情不自禁地亲了女儿脑门几口。
张苹说，父亲去世后，被父亲爱护了一辈子的妈妈整个人就糊涂了。“有一次，蒋可钰带着大家去山里的树林里排练，我去给她们拍视频，一群人在舞蹈，妈妈在旁边看着看着就走了进去，开始跟着做动作”，张苹说她很惊讶，于是下定决心带着妈妈一起排练，一起登台演出。
张苹的妈妈是典型的传统老太太，但她每次来排练的时候都会主动上前拥抱西蒙，排练中，张妈妈不怎么说话，她或坐在一边观看或不打招呼就这么径直走进队伍，进退都不会打扰到其他人，自如得理所应当。
6月28日，44岁的张苹和83岁的妈妈排练前，用贴脸方式相互鼓励。老太太的跟随性很强，大部分的集体舞都会参与。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老太太的跟随性很强，大部分的集体舞都会参与。有天排练休息的时候，大家聊到儿时的歌谣，张苹说我妈以前编过一小段，嗒勾啊勾嗒嗒嗒嗒，这段是妈妈听到树林间布谷鸟叫，然后把它编成了一首儿歌，唱给孩子听的。
三个月前刚来排练的燕子是个美术师，但她整个人看上去是硬邦邦的，午间休息，别人在聊天，她趴在胳膊上听著名老男人科恩低沉的烟熏嗓。三个月后再见到她，腾空落地如同燕子。
燕子小时候练过武术也爱跳舞，有身体基础，不过她说，最初跳舞只是一种身体能量的宣泄，根本记不住自己的动作，“跳了一段时间，我逐渐感觉到身体的愉悦带来精神的愉悦，并且能记住那些让自己舒服的动作了，再后来，我发现跳舞还能与人交流互动，我终于知道了什么是亲密关系”。
自由职业者伍小牛说，当初鼓足了勇气来的，不曾想因此爱上了舞蹈，原来跳舞不只是动作、身段，它首先是，我在这里，我想表达自己。
城里来的铜锣师苏苏说，用身体感受感应连结表达回应是我存在的方式，在紫房子的空间里，最牛的一件事儿就是撒开欢儿地做大写的自己，能创造以上空间感的人，她得有多“开”，你想想!
但三个月前的苏苏，舞蹈起来的观感很黏浊滞重，因为家人得了重病，她每天面对的苦痛，可以来这个舞蹈所营造的场域里得到疗愈。
6月底的北京，各项秩序逐渐恢复。蒋可钰打算在7月中旬在蓬蒿剧场做一场名为《Dreamer》的“素人肢体剧场”演出，作为“素人项目”的阶段性总结。
参演《Dreamer》的人有10来个，舞者的年龄段从10岁分布到83岁，大部分都是70后、80后还有00后，大部分都是村子的新老村民。演出时间50分钟。
蒋可钰说，“这是众筹出来的一个作品，肢体动作这些素材是他们自然生发出的，我跟西蒙是看了他们的身体的表达后被激发了，然后用9个集体动作，为他们做一个必要的连接、整合。”
虽然是集体演出，但有solo(个人单独舞蹈)。每个人的习惯性动作都在诉说属于自己的故事，每个人都会从动作中投射着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蒋可钰说，她就是把这些千言万语组织起来，变成一场肢体剧场与观众“发酵”……
“我们基本上不会以那种传统的审美去看待他们，我们觉得如果你是专注于你身体状态的，符合你自己节奏的，那就是很美的”。
“素人肢体剧场”是以工作坊的形式来操作的，注重与参与者的探讨，排练地点也很灵活，但正式演出，剧场租赁、灯光、音响、摄影等都需要付费，也需要筹集必要的资金来实现登台演出。
蒋可钰说，“素人肢体剧场”的演出现在是第三次，她发现，前两次，大家说，我只要打开身体，只要敢跳，站在舞台上那就成功了，但这一次，他们说，好像往自己的内心深处又走进去了一些，他们会问自己，我为什么要跳舞?或者说近期我发现了我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到底要去收缩还是去扩张?
等待“解冻”
很突然，离7月原定的演出没几天的时候，蒋可钰流产了，住院后，她推迟了一周演出时间并坚持要把《Dreamer》做完，她说，因为自己内心也有很多的诉求想去诉说，自己的压力何尝不是?就好像这些素人舞者们，在排练中他们没有一个人没哭过，那一瞬间就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这其实也是身体的能量在做表达。
6月28日，蒋可钰和阿蓓·西蒙在练功厅准备带领村民排练。新京报记者 陈杰 摄
今后，对于“素人肢体剧场”项目，蒋可钰说一定会坚持做下去。
对于阿蓓舞团的商演，蒋可钰说，演出行业，需要“慢慢”解冻，而整整半年的停摆给行业带来的不确定性，也需要一些时间去恢复。现在看所有演出都要在下半年扎堆，要不断和剧场安排档期，舞团演员的时间安排也都乱了，部分演员可能退出。演出行业最早停摆、最晚复工，恢复起来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一点风吹草动就可能让演出再次延期、取消。
考虑到两个孩子很快就要上学，在国内教育的成本高昂，蒋可钰也在反复思量是否要提前回到西蒙的家乡喀麦隆，那里的生活成本毕竟低廉。
她在《Dreamer》的自我介绍里写道，舞蹈既是我的职业，更是一种语言，用肢体诉说的故事，是回忆，是现在，也是梦想。即兴的生活、即兴的舞蹈，可遇不可求的生活舞作，都慢慢地载入我的人生剧场。
新京报记者 刘旻
编辑 胡杰 校对 刘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