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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书者说】
物候有节律,苒苒其华
——《二十四节气在江南》里的美与质
袁瑾(杭州师范大学文化传播与文化创意学院副教授)
“花木知时令,鸟鸣报四时。”大自然中,动物的蛰眠、复苏、始鸣、繁殖、迁徙,植物的萌芽、长叶、开花、结果、凋落,还有冰霜的凝结、消融等都随着时令而动,周而复始,于是它们本身也就成了季节轮换的标志,被称为“物候”。
在漫长的原始社会,以物候确定时间的方法被广泛地运用于渔猎和早期农业生产中。古人将自己长期对植物、鸟兽、昆虫以及天气现象观察的经验纳入二十四节气体系,用以补充标记节气的物候征象。每个节气都有明显的物候标志特征,细分为“三候”,七十二“候应”。二十四节气与七十二候应是季节气候变化时段性的标志,其开始和结束的时间则在这一套时间认知序列中确立了精确的节点。
人间芳菲最应季
物候是自然的语言,节气物候将复杂的气候变化、线性的时间概念转化为生动可感的生活现象,令节气呈现别具一格的自然之美与精神气质。
比如惊蛰到来,大地回暖,雷声起,惊醒了土里蛰伏的昆虫,自然的生命力破土而出。惊蛰三候为“一候桃始华,二候鸧鹒鸣,三候鹰化为鸠”。不仅虫蚁醒来、黄莺鸣叫,也催开了烂漫的桃花。桃是春的使者,《诗经·国风》“桃之夭夭,灼灼其华”的诗句被吟咏千年,“人面桃花”的爱情传奇至今仍被津津乐道。及至春分,绿色铺满郊外乡间的田野,各色野菜都冒出了头,一棵挨着一棵,细嫩鲜绿,招引得踏青的人们忍不住剜上一兜。此时,人在自然中,步子是轻盈的、内心是舒畅的。
清代时,江南地区还流传着一首《春字歌》,通俗亲切、朗朗上口,歌词为:“春日春风动,春江春水流。春人饮春酒,春官鞭春牛。”连续八个“春”字,音韵流转之间,颇有春之灵动。
《二十四节气在江南》袁瑾萧放著浙江文艺出版社
人间芳菲最是应季,于是便有了“二十四番花信风”的说法。一番风来,吹开了应季的花朵,人们从中挑选花期最准确的一种作为这一节候的代表,称为“花信风”,意即带来了花开的讯息。古人以五日为一番,三番为一节气。每年从小寒起至来年谷雨终,八个节气,便是“二十四番花信风”。梅花为首,楝花为终,各季缤纷,颜色不同。其中小寒花信为梅花、山茶与水仙,梅花虬枝回旋、姿态高洁;山茶叶翠花艳、生机盎然;水仙花香浓郁、风姿绰约。三九寒天,风至而花有信,为萧索的天地添上色彩。
生活旨趣渐次生
二十四节气是古代先民在观察天文、物候,感知自身变化,记录农事生产、社会生活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一套独特的时间制度,是天文、物候、人事活动共生共融的综合性知识体系。在传统农耕社会中,它被视为可以依赖的时间框架,某种特色花卉植物的出现、天气的变化以及虫鱼鸟兽的迁徙等被认为是相应节气点上“理所当然”出现的事实。由此,物候与人们生活生产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并成为一种有意味的形式存在,在社会运行的律动中被赋予了生活之美。
这一生活性的审美体验,是在历史上形成的生活习俗中蕴含的趣味与情感认同,是生活世界内部孕育的生命力。人们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同时也将细腻的情感、质朴的生活企盼与愿景融入其中。
每年立秋前后,农人们忙起来“晒秋”,在屋前房后、屋顶平台择一处空地,陆陆续续晾晒田间收获的菜蔬谷物。彼时,红色的辣椒、金色的皇菊、黄色的玉米、酱色的干菜、绿色的油茶果等等,被铺在晒匾里,晾晒于阳光下,从各家各户绵延开去,仿佛一幅幅油画,色彩浓郁得化不开,好年成的喜悦如水波般地荡漾开来。同时在草木之美的基础上,生活的情趣也渐渐生长起来。
万有同春图(局部)钱维城〔清〕图片选自《二十四节气在江南》
再如江南的小暑“三白”——栀子花、白兰花与茉莉花。花朵被沿街叫卖的阿婆细细地摆在篮子里,又香又白,仿佛祖母幽深厅堂中飘出的气息。女孩子们用麦草编了寸把长的小灯笼,将茉莉花置于其中,或装成小花篮,挂于闺阁之中,得枕席生香、氤氲伴梦。于是时间不再是单调的数字,而是一段段有情节的时间故事,帮助人们协调着与自然的关系,生活亦充满了欢愉与旨趣。
还有清明,此节在春分后第十五天,阳春三月,天地明净,人们游冶踏青,奔向野外,上坟祭祖、挖春笋、采野菜、放风筝,自然万物与人都萌发出勃勃的生机。
人与物候的紧密联系,还集中体现在其危机预警功能上。农人传统“测天占候”,以为物候异常可以用于警示某种自然灾害,以便做一些防范措施,由此产生了不少农谚。比如“水淋春牛头,农夫百日愁”,意指立春日举行“鞭春牛”仪式时若是下雨,这年会发生春旱。还有“立夏雷唱歌,早稻害虫多”等等。此时,节气不仅仅是单纯的时间关口,物候亦不单单是自然的物象,而是承载着人们基于生活直观感受而产生的情感投射。
文化哲思缘此来
作为节气形态符号的物候,其内涵在人们周而复始的生活中不断得以强化与拓展,并逐渐脱离具体的自然场景,成为心灵化的文化符号,融于各种习俗、传说、仪式、游艺中,代代传承。
譬如记载中,梧桐被视为秋的报信者。明人张岱在《夜航船·秋》中认为此种说法源于古诗“梧桐一叶落,天下尽知秋”。“梧桐报秋”曾经是一种宫廷仪式。《梦粱录》卷四记载,当时都城临安皇宫内种植了梧桐树,立秋日,太史官身着华服,手持朝笏,到了立秋交节的时辰,抑扬顿挫地高声奏报“秋来了!”,在震荡的声波中,“其时梧叶应声飞落一二片”,甚是应景。南宋布衣诗人刘翰久居临安,写下《立秋》一首,其中有句云:“睡起秋声无觅处,满阶梧叶月明中。”梧桐有灵性,能“悟秋”并知时令。
还有一种冬至唱“数九歌”的游戏,将隆冬到阳春各种物候现象尽归其中。这种游戏指的是,各地从冬至开始进入最寒冷的一段日子,从此日数起,“至九九八十一天而寒尽”,称为“数九”,俗称“连冬起九”。“数九歌”多录当地民众惯习之物候气象,以记寒暑,因此各地唱词内容也不尽相同。《清嘉录》记载苏州一地歌云:“一九二九,相唤弗出手。三九廿七,篱头吹觱篥。四九三十六,夜眠如露宿……八九七十二,猫狗躺渹地。九九八十一,穷汉受罪毕。刚要伸脚眠,蚊虫獦蚤出。”《数九歌》朗朗上口,亲切自然,“九”是至阳之数,自带“一阳贺冬”的寓意,歌谣与“九”相连,即为吉祥,便取此意。音韵流转之间,严冬至阳春自然变化的图景徐徐展开。
带有民间意蕴的物候符号也受到作家的喜爱,是传统诗词歌赋、话本小说创作的重要资源。在作家个体创作意识与集体情感共振的过程中,节气的物候审美感被提升到新的高度,成为高度凝练的文化审美符号。比如霜降一过,漫山的枫叶便如火焰一般点燃了深秋的绚烂,应了杜牧“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感叹。
古人观察自然,从天象、物象中获得智慧,将草木、鸟虫等物候符号应用于耕耘稼穑和日常生活,成为二十四节气时间制度的重要内容。在漫长的历史演变与文化传承中不断演变、凝聚、升华,进一步转为具有象征意义的符号,成为中国人特有的民族文化符号、审美对象以及地方传统,在一代一代人的生命时间过程中发展为重要的精神财富。
即便在喧嚣的今天,其中蕴含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观念依然十分重要。因为无论过去、现在亦或未来,人始终生活在宇宙和自然的节律之中。当下,节令趣味与物候之美的传承,即是要在新的文化环境中,汲取传统文化资源,重塑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回应人们文化认同、归属感缺失的焦虑,从而生成新的生活文化、审美文化,由此转变为文化自信与人生福祉。
《光明日报》( 2022年03月14日15版)
来源: 光明网-《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