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辉斌宋金元诗人的梅花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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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唐代诗歌相比，两宋乃至金元时期的诗歌，表现在题材方面的又一个明显特点，就是这一时期以梅花为创作主体的咏物诗，乃数十倍于唐诗。仅就宋代的梅花诗言，参与创作的诗人既多，数量亦众，且名篇佳作，应有尽有。据对《全唐诗》、《全唐诗补编》等的统计可知，在现存的近60000首唐诗中，属于梅花题材的诗尚不及100首，而在《全宋诗》所收录的254000首诗歌之中，则有600多位作者的近5000首梅花诗。仅此，即可窥知宋诗题材变化之端倪。而这一表现在题材方面的变化，所反映的虽然是宋代诗人对于梅花的极度喜爱与雅好，但其却使梅花诗的创作在这一时期形成了无与伦比的高潮。受两宋诗人诗作的影响，金元时期的诗人们于梅花诗的创作，也甚为活跃，如元好问《中州集》就收录了金代40多位作者的梅花诗，而元人冯子振的《梅花百咏》，以及释明本两种体式的唱和之作《梅花百咏》[1]的存在，则反映的是梅花诗在蒙元一代也是深受诗人们所青睐的。凡此种种，均表明了宋金元之际的梅花诗，乃成为了这一时期诗坛中咏物诗的娇子。

一、宋代梅花诗的三座高标

北宋建国之初的诗坛，虽然是以师法唐人唐诗为其主要特征的，但在题材的开拓方面却是颇值称道的，而于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的诗人，即是被苏轼赞誉为“神清骨冷无尘俗”[2]的林逋。林逋（867—1028年）身为处士，不屑功名，《宋史·隐逸传·林逋》载其“归杭州”后，即“结庐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3]。作为一位性喜风月并以布衣终身的诗人，林逋对宋诗题材开拓所作出的贡献，主要是开宋代梅花诗创作的风气之先，并为在诗中将梅花人格化的滥觞者。宋人之于梅花，据范成大《梅谱前序》所载，乃是以“尤物”相待的，而林逋结庐而居的孤山，不仅是一处西湖胜境，并且还以盛产梅花而著称，这一得天独厚的条件，自然为林逋创作梅花诗提供了相当的便利。正因此，林逋不仅获得了“梅妻鹤子”的美誉，而且表现在梅花诗创作方面的成就，因可与后来的苏轼、陆游比美，而成为了宋代梅花诗史上的三座高标之一。

林逋的梅花诗，《四部丛刊》本《林和靖诗集》著录了10首，这一数量在花团锦簇的宋代梅花诗苑里，虽然仅为陆游的十六分之一，但其于宋初诗坛却是颇为引人注目的，原因为这一时期从事梅花诗创作的诗人既少，数量亦甚微。而更为重要的是，林逋的这10首花梅诗几乎全为精品之属，对此，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之所载即可证之：“和靖梅花七言律凡八首，前辈以为孤山八梅。”[4] 《瀛奎律髓》卷二十共著录唐宋诗人梅花诗210首，其中五律62首，七律148首，而被称为“孤山八梅”的林逋的8首“七言律”梅花诗，即被置于宋人“七言”之首。林逋10首诗被《瀛奎律髓》收入8首的事实，表明其梅花诗的入选率之高，在有宋一代乃是无人可与之比肩的，这8首诗依序为：《梅花》、《山园小梅》二首、《山园小梅》、《梅花》二首、《梅花》二首。其中，最为脍炙人口者，即为《山园小梅》二首其一：

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霜禽欲下先偷眼，粉蝶如知合断魂。幸有微吟可相狎，不须檀板共金樽。

《宋诗纪事》载此诗之题作《梅花》。这首诗采用拟人化的手法，不仅突出了梅花生存的独特环境、不随众俗的独特个性与清臞雅致的高标逸韵，更重要的是写出了梅花的风骨与精神之所在：既独占春先、与世无争，又幽独超逸、一尘不染！全诗形象生动，意境浑成，尤以颔联最为著名而成为千古绝唱。正因此，南宋王十朋乃认为：“暗香和月入佳句，压尽千古无诗才。”以“压尽千古”四字相评，足见其在宋代梅花诗史上所占有的地位。又如《梅花》一诗：

吟怀长恨负芳时，为见梅花辄入诗。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雏亦风味，解将声调角中吹。

这也是一首饮誉古今的名作。其中的“雪后园林才半树，水边篱落忽横枝”一联，由于写出了梅花不畏严寒、虽残雪披身而繁花满缀、冷香幽放的另一种特点，因此被黄庭坚认为其较“疏影暗香”（即上引《山园小梅》二首其一的第二联）一联尤为精妙，而曾任《四库全书》总纂官的清代学者纪昀，在方回《瀛奎律髓》的“总批”之中，也认为这首诗的“三四（句）实好”[5]。

总体来说，被人格化了的林逋诗中的梅花，由于具有孤高冷峻，不随众俗，闲静幽雅等特点，因而不仅成为了作者离世避俗、淡泊功名的生活写照，而且与其清高绝尘的品格也互为表里。由于林逋的不断艺术实践，而使得梅花诗的创作在北宋中后期形成了一种高潮，其中影响最大、成就最卓著者，即为以“竹外一枝斜更好”著称的苏轼的梅花诗。

与林逋相比，苏轼虽然也爱梅如痴，但却不象林逋那样以“妻”待之，而是将梅当作一位心灵相应的“知已”，以向其倾诉屡遭挫折后的种种情感。据中国书店本《苏东坡全集》可知，苏轼现存梅花诗42首，这一数量使其成为了北宋咏写梅花诗的第一人。苏轼梅花诗表现出了三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其一是以梅喻人。苏轼的这类梅花诗，主要是用以反映诗人坚贞不屈的性格与清逸孤高的情怀，如著名的《红梅三首》其一，即为这方面的代表作。全诗云：

怕愁贪睡独开迟，自恐冰容不入时。故作小红桃杏色，尚余孤瘦雪霜姿。寒心未肯随春态，酒晕无端上玉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

此诗写于黄州，时苏轼正处于政治失意之时，因此，诗人借红梅凌霜傲雪、虽独占春先而不与众芳争春的特性，以表达了他不与现实妥协的意愿，而“诗老不知梅格在，更看绿叶与青枝”之所言，又尤为明显。类此者，尚有《梅花》等诗。其二是重在写神。这一特点，主要是指苏诗不重描写，即不在梅花的“形”上下功夫，而是于其“神”见精彩，典型者如《和秦太虚梅花》一诗。此诗凡16句，虽然是针对秦观的《和黄法曹忆建溪梅花同参寥赋》诗而“和”作，但全诗着眼于梅花者，却只有“江头千树春欲闇，竹外一枝斜更好”两句。而“竹外一枝斜更好”七字，由于写出了梅花斜倚修竹的“幽独闲雅”的神韵，不仅成为了苏轼的得意之笔，并且还为后人大加赞赏，并认为乃在林逋“‘暗香’、‘疏影’一联之上”（王文诰《苏轼诗集》卷二十三）。其三是多连章体。以连章体形式咏写梅花，虽然肇始于林逋的梅花诗，但苏轼诗却又特色独具，且重点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开创了大型组诗，二是融“次韵”于一体，其中最具代表性者，是《次韵杨公济奉议梅花十首》、《再和杨公济梅花十绝》两组诗。苏轼梅花诗所表现出的这三个特点，对于繁荣与推动梅花诗的发展，提升人们对梅花诗的审美意趣等，均是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的，而“苏门四学士”、“苏门六君子”等热衷于梅花诗创作的事实，又可为之佐证。

陆游现存梅花诗159首，是有宋一代创作梅花诗最多的一位诗人。陆游所生活的南宋时期，由于有着与北宋截然不同的时代特征，因而其梅花诗在思想内容、审美趣味、艺术精神等方面，也就与林逋、苏轼的同类之作迥异其趣。质而言之，陆游的梅花诗除了重在写梅花的风骨精神外，还有一条主线自始至终贯穿其中，这就是诗人至死不渝的爱国主义精神。陆游梅花诗中所蕴含的风骨精神，主要是诗人着眼于“内象”的角度，以咏写其“香”而完成的，如《芳花楼赏梅》一诗中的“一春花信二十四，纵有此香无此格”，即为其例。据不完全统计，陆游梅花诗直接咏写“香”者，乃有40余首之多，而每一首诗中的“香”又都含有一种深刻的寓意，这在两宋梅花诗中是极为少见的。寄托与反映陆游忠贞不屈的爱国思想者，为陆游梅花诗之大端，如《落梅二首》、《梅花十绝句》、《梅花绝句》、《看梅绝句》五首、《梅花》等，即均属此类。正因此，在陆游的这类梅花诗中，如“花中气节最高坚”、“高标逸韵君知否”、“凌历冰霜节愈坚”、“精神最遇雪月见”等被人格化了的诗句，乃比比皆是。而此，与陆游全部诗歌的爱国忧民的主旋律，又是甚为扣合的。若从这一角度言，陆游梅花诗的思想境界，又显然是比林逋、苏轼的同类之作要高出许多的。

除了上述三人外，宋代诗人在梅花诗创作方面颇具影响与成就者，还有王安石、梅尧臣、曾几、秦观、黄庭坚、张耒、陈与义、范成大、杨万里、李纲、陈亮、朱熹、张镃、李缜、方岳、刘克庄、张道洽、周紫芝、文天祥、宋伯仁等大批诗人。他们各以其艺术才华，与林逋、苏轼、陆游三人一道，共同将宋代的梅花诗创作推向了其史的最高峰，而使之成为了一道耀眼的风景线。

二、金代诗人的梅花诗创作

受宋代诗人特别是北宋中后期与南宋前朝诗人的影响，偏居于北国一隅的金代诗人，也曾介入到了梅花诗的创作行列，并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仅据元好问《中州集》即可知，金代创作过梅花诗的诗人，乃有近50人之多，其中如宇中虚中、高士谈、李晏、刘仲君、刘迎、朱之才、赵秉文、周昂、路铎、高宪、萧贡、麻九畴、李献能、李澥、史学、元日能、杨邦基、赵伯越、王世堂、赵达夫、毛麾、张建、王琢、段继昌、王世赏、姚孝锡、赵晦等，即皆为当时梅花诗苑中的闻人。而在元好问的《元好问全集》中，亦载有《梅花》（乐府诗）、《梅花》（七绝）、《华光梅》等诗，表明这位地地道道的北国文学家，也是一位雅好梅花与咏写梅花的诗人。一般而言，金代诗人主要有“借才异代” 与“国朝文派”[6]之别，而在上述诗人之中，既有属于前者的，如宇文虚中、高士谈等，而更多的则是属于后者，即其大多为金代汉民族的北方籍诗人。金代诗人咏写梅花的这一文学史事实，不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当时咏物诗的题材内容，而且也表明了咏梅、赏梅乃至于艺梅，在当时的北国诗人中，已逐渐成为了一种时尚。

从总的方面讲，金代诗人的梅花诗，虽然大都是着眼于“外象”的角度，对梅花进行种种形式的的描摹与赞赏，但更多的则是藉之以抒发作者的某种情感，且不乏出色之作。如杨邦基《墨梅》一诗：

粉蝶如知合断魂，啼妆先自怨黄昏。花光笔底春风老，寂寞岭南烟雨痕。

第一句完全套用林逋《山园小梅二首》其一的第六句而成，是作者对林逋梅花诗接受程度的最佳反映。最后一句，既是在写墨梅，也是在写诗人自己。全诗由花及人，再由人及花，人花互关，堪值称道。又如赵秉文《古瓶蜡梅》一诗：

石冷铜腥苦未清，瓦壶温水照轻明。土花晕碧龙纹涩，烛泪痕疏雁字横。未许功名归鼎鼐，且收风月入瓶罂。娇黄唤醒朝阳梦，汉苑荒凉草棘生。

赵秉文（1159—1232年）是金代后期著名的诗人，因与杨云翼齐名，而被时人并称为“杨赵”。这首梅花诗虽然题名为《古瓶蜡梅》，但作者的创作主旨，却是因古瓶中蜡梅的“娇黄”而发端，即其以瓶中梅花的“娇黄”用来寓指一年又将尽，而诗人当时则是“未许功名归鼎鼐”。这样看来，可知赵秉文的这首咏梅之作，与苏轼写于惠州的《蝶恋花》（花褪残经青杏小）一词，乃是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即二者都是借花的开与谢，以感叹时间过得太快，所不同者，只是一为诗、一为词而已。再看刘迎的《观古作者梅诗戏成一章》：

翠袖佳人修竹傍，风姿绰约破湖光。静中惯识形神影，妙处谁知色味香。观想有灵通水月，孤音无侣伴冰霜。故人愁绝今何许，烟雨霏霏子半黄。

诗一开始就以“翠袖佳人”、“ 风姿绰约”，对倚竹之梅进行了比喻与夸耀，继而写其“形神影”、“ 色味香”，并着眼于“孤音无侣”的角度予以联想，最后则将作者“戏成”此“一章”的创作动机进行了和盘托出，即由“破湖光”的梅花，而引发了诗人对“故人”的一片思念之情。

在金代诗人中，《中州集》所著录刘仲尹的13首梅花诗，乃为诸人之最。刘仲尹曾“以潞州节度副使，召为都水监承”[7]，仕途较为顺畅，但作为诗人，其受黄庭坚的影响却颇为明显，《中州集》卷三于其小传中有“参涪翁而得法者也”云云，即可为证。刘仲尹的13首梅花诗，不仅全为七言绝句，而且由《墨梅十一首》、《窗外梅蕾二首》两组连章体构成，特点别具。而在具体咏写方面，这13首诗又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其几乎都与“香”关联，这是颇值注意的。从审美的角度言，“香”所象征的是梅花的一种内在风骨，而诗人写“香”，实际上就是对这种内在风骨的赞赏与钦佩。请看下列二诗：

生憎施粉与施朱，换骨玄都亦自姝。疏影冷香题不到，梦惊烟雨暗西湖。（《墨梅十一首》其四）

玉儿秀稚云幄藏，鼻观已觉瓶水香。过眼空花均一寓，十分春色属秋堂。（《窗外梅蕾二首》其一）

第一首的前两句，用刘禹锡“玄都观里桃千树”的典故，以对不“施粉与施朱”的墨梅进行赞美，后两名则因林逋的“疏影”、“暗香”一联，而使之梦想到了烟雨中的西湖，其所表达的是诗人对江南“佳丽地”的向往之情。第三句改林逋诗的“暗香”为“冷香”者，不仅在于突出了梅花幽冷闲静的特性，更重要的是将“暗”移用于末句以与“梦惊烟雨”相扣合，写出了诗人梦中西湖的神韵。第二首立足于嗅觉的角度，写窗外白梅（据“玉儿”一词可知）的梅蕾虽然还不曾先春而开，但其所散发的幽幽清“香”，却已让诗人的秋堂充满了“十分春色”。两首诗中的“香”，既各具特点，而又各得其妙。而张建的《杂诗》二首其二，在写梅花之“香”时，又更具特点。诗云：

踏雪寻梅花，雪梅同一色。不是暗香来，梅花寻不得。

在这首小诗中，作者紧紧抓住梅花于皑皑白雪之中散发出的“暗香”这一特点，用以突出一种风骨精神。雪虽然能模糊梅花之色，却无法挡住其袭人之香，所以诗人乃说“不是暗香来，梅花寻不得”。作者笔下的这种“梅境”，正是对宋人诗中“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卢梅坡《雪梅》）的一种艺术再现。

从色泽的角度言，梅花主要有白梅、墨梅、黄梅、红梅等之分，金代的梅花诗除了以白梅、墨梅、黄梅为咏写对象外，还有相当数量是对红梅的咏写，且诗题乃皆作《红梅》。相对于白梅、黄梅、墨梅来说，红梅绽放于霜雪之中，色彩鲜艳，更能见出其精神与神韵，而此，即是金代诗人雅好咏写红梅的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与红梅在金代为一种罕见之物者，也是大相关联的（详下）。如麻九畴的《红梅》一诗：

一种冰魂物已尤，朱唇点注更风流。岁寒未许东风管，淡抹浓妆得自由。

不仅称红梅为“尤物”，而且是以“更风流”言之，一个“更”字，既是针对“朱唇点注”而言，更是与非“朱唇点注”类的梅花等相比较的结果，这从后两句“岁寒未许东风管，淡抹浓妆得自由”之所写，乃可获得佐证。其他如“天上琼儿白玉肌，吴妆略约更相宜。认桃辨杏由君眼，自有溪风山月知”（元日能《红梅》）；“西湖句好已成尘，蜡点都能几许春。乞与琼儿薄梳洗，才情留待月中人”（赵达夫《红梅》）等，都程度不同地写出了红梅所特有的品性与韵致。据《中州集》卷八记载，元日能写《红梅》一诗时，友人刘岩老亦在场，当即与之同赋一首，但所存者仅为两句：“一点清香透云雪，是中那得杏花天。”红梅白雪，互为辉映，而“一点清香”透其间者，正是“更风流”的一种精神写照。

与上述梅花诗相比，金代诗人还创作了另一种形式的梅花诗，即其于诗题中并未冠“梅”、“梅花”等字样，但诗歌本文的描写却是与梅花相关的，此类诗或可称之为涉梅诗。这类梅花诗的作者既多，数量亦众，如高士谈《雪》、《村居五首》其一、《次韵东坡定州立春日诗》，宇文虚中《春三首》其一、《冬三首》其三，毛麾《新春雪与韩府推》、《春赏》，以及高宪《元夕无灯》、王琢《元夜雪》、张建《杂诗二首》其二、段继昌《一溪》、赵晦《暮春》、王世赏《立春后十日登楼》、姚孝锡《善长命作岁除日立春》等，即皆为其代表。其中，又尤以高士谈、张建诸诗最值称道。高士谈（？—1146年）是金代前期“借才异代”的代表诗人之一，其本为宋臣，因奉使入金而为所留，故其所作诗多与“南眷”相关，其梅花诗亦然。如《雪》诗：

簌簌天花落未休，寒梅疏竹共风流。江山一色三千里，酒力消时正倚楼。

梅、竹、雪三者，都是一种品格、一种风骨、一种精神的象征，其之互为关联且又“共风流”者，自然是很容易撩引诗人的“南眷”之思的，所以才有“酒力消时正倚楼”之云。而在“簌簌天花落未休”的情况下“倚楼”，正是诗人那挥之不去的“南眷”情结所致。又如《次韵东坡定州立春日诗》有云：“柳色看有未，梅花折已堪。流年空客恨，旧事与谁谈。……旅迹何时定，归心不厌南。”其“南眷”之意更为显豁。再如《村居五首》其一：“溪头梅是去年花，闲日初长迳竹斜。向晚孤烟三十里，不知樵唱落谁家。”其意与《次韵》诗亦甚接。由是而观，可知高士谈的这类梅花诗，虽然不以梅花为咏写的主体，但诗人因梅而“南眷”的思归之心之情，则乃皆寓其中。而此，即构成了金代梅花诗的又一个特点。

梅作为蔷薇科植物之一种，主要生长于南方，这从宋末诗人汪元量“北人环立栏杆曲，手指红梅作杏花”[8]的诗句中，即可大体获知。而此，即是麻九畴在《红梅》一诗中称红梅为“尤物”的原因之所在。即是说，在梅花尚不曾进入“寻常百姓家”的金代，其于梅花诗的创作能取得如上所述之成就者，实属金代文学史上的一大创获。所以，从这一意义上讲，金代的梅花诗是值得文学史家们去特别关注的。

三、元代的连章体梅花组诗

蒙元一代的梅花诗创作，不仅极为繁荣发达，而且数量亦甚夥，仅《元诗选》（含初集、二集、三集）、《元诗选》癸集二书所著录之梅花诗，就有约2000首左右。这一数量，几乎为宋代梅花诗的一半。元代的梅花诗，虽然与宋代梅花诗的关系甚为密切，且不乏名家里手，佳作名篇，但和宋代梅花诗相比，却似乎少了几分文化的气息。这一区别的存在，应是与诗人们所处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以及各自的学殖学养、审美趣味等大相关联的。从形式的角度言，元代梅花诗所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大型连章体组诗，如冯子振《梅花百咏》、释明本《梅花百咏》的“和章”、韦珪《梅花百咏》、郭豫亨《梅花字字香》（集句诗百首）、赵奕《梅花五十咏》、王冕《素梅》（一作《白梅》）五十八首等，即皆为其例。据《宋史·艺文志》所载，宋代最早进行《梅花百咏》创作的诗人为李祺，其后则有刘克庄、宋伯仁等人，而冯子振等人的大型连章体组诗，则显然是受其影响的结果。其中，最能代表元代连章体梅花组诗之特色者，为冯子振、释明本、王冕三人的咏梅组诗。

冯子振（1257—1324年后），不仅是元代前期的一位重要诗人，而且还是元代咏梅诗的开创者，其《梅花百咏》组诗，则更是影响深远。《四库全书总目》评其《梅花百咏》说：“《宋史·艺文志》载李祺《梅花百咏》一卷，久佚弗传。又端平中有张道洽者，作梅花诗三百余首，今惟《瀛奎律髓》存数首。子振才思奔放，一题衍至百篇，往往能出奇制胜。”[9]作为大型组诗，冯子振的《梅花百咏》，每首诗都冠有小标题，即其共对100种不同类型、不同品种、不同花色、不同形态，以及作者于梅花的种种关系等，均进行了一一咏写，如前25首依序为：《古梅》、《老梅》、《疏梅》、《孤梅》、《度梅》、《矮梅》、《蟠梅》、《新梅》、《早梅》、《鸳鸯梅》、《千叶梅》、《绿萼梅》、《红梅》、《胭脂梅》、《粉梅》、《青梅》、《黄梅》、《盐梅》、《未开梅》、《乍开梅》、《半开梅》、《全开梅》、《落梅》、《十月梅》、《二月梅》。仅从这一份诗题的“清单”即可知，冯子振《梅花百咏》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而在这些梅花诗中，既有“表象”的描写，也有“内象”的称颂，且均各具特点。如《瘦梅》：

冰削轻肌雪削肤，天然风致在清癯。解知桃李难相匹。只为生来骨格粗。

作者一开始即用“冰削轻肌”、“雪削肤”、“ 天然风致”诸词，对梅花的外在美的进行了比喻与形容，继而又将其与“生来骨格粗”的桃李进行对比，以更进一步凸显梅花的“清癯”之美。又如《寻梅》：

行过野径复溪桥，踏雪相求岂惮遥。何处藏春春不见，惟闻风里暗香飘。

此诗虽然重在一个“寻”字，但作者笔下的梅花，不仅是凌雪开放，而且是香味清幽，沁人心脾。作者之所以写其“暗香”者，主要是用以表现出一种崛强的风骨精神，这种手法与王安石的《梅花》如出一辙：“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都是对梅花“暗香”的称颂。所不同者，是冯子振的《寻梅》融进了作者与梅花的感情，而王安石的《梅花》则较为单纯，并略显直白。将作者的感情融于梅花诗者，《友梅》一诗可视为冯子振《梅花百咏》表现在这方面的代表：“红紫纷纷呈艳颜，朝开暮落费追欢。孤山自有花如玉，能与幽人保岁寒。”作者对梅花的赞赏与怜爱之情，乃溢于言表。其它如《赏梅》、《歌梅》、《惜梅》、《梦梅》、《别梅》、《咀梅》等作，亦大抵具有这一特点。由此，又可管窥诗人的品格与心性之一斑。

因“和”冯子振《梅花百咏》而成的释明本之《梅花百咏》，也是由整百首七言绝句咏梅诗[10]所构成。释明本（1263—1323）俗姓孙，其“和章”诗的经历，《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八》于《梅花百咏》所撰“提要”乃载云：“时赵孟頫与明本友善，子振意轻之。一日赵孟頫偕明本往访子振，子振出示《梅花百咏》诗，明本一览，走笔和成，复出所作《九字梅花歌》以示子振，遂与订交。”二人以梅花诗的唱和而订交，即成为了元诗史上的一段佳话。释明本的“和章”，亦颇多佳构，如所“和”《乍开梅》一诗：

晓妆初试薄寒侵，漏洩春机想未深。昨夜椒房花蕊小，为谁索笑露芳心。

作者采用拟人化的手法，赋予其笔下的“乍开梅”以人格特征，因而才有了“为谁索笑露芳心”的亲切问语，堪值称道。又如《宫梅》一诗的“和章”：

长门月冷漏迟迟，正是香愁粉怨时。折得一枝无寄处，翻思红叶好题诗。

此诗紧承冯子振《宫梅》以梅花喻人的意旨，将“折梅”宫女的心理活动进行了细腻刻画，形象生动而鲜明。《钦定四部全书·梅花百咏》所撰“提要”评释明本的“和章”说：“明本所和亦颇琱镂尽致，足称合璧联珪。”[11]而这首《宫梅》，即属于“琱镂尽致”之作的代表。除了七言绝句的《梅花百咏》“和章”外，释明本还另有一百首咏梅七言律诗，其总题为《和冯海粟作》，《钦定四库全书》以“梅花百咏附录”的形式，将其附于冯子振《梅花百咏》之后。这一百首七律咏梅诗，与前者的“和章”及冯子振《梅花百咏》所不同者，是只有总题，而于每首诗则没有小标题。就咏写内容言，其中也有颇为出色者，如下面的这首诗：

吟损东溪百倍神，谪仙共我寸心真。几明几灭月中魂，三沭三熏玉表人。雪欲肆欺空乱眼，风还薄恶不沾尘。杏娼叹息开元宴，应恨孤园早占春。

以次序论，此诗为《和冯海粟作》的第54首。全诗重在咏写梅花不畏严寒而独标一格的精神风貌。所以，尽管有“雪欲肆欺”、“ 风还薄恶”、“ 杏娼叹息”，但梅花却依然独占春先，并迎风凌雪而开放。诗中写梅花不怕冰雪“肆欺”，不惧寒风“薄恶”，看似咏梅，实则是在写人。而以梅喻人，正是苏轼与陆游咏梅诗的一大特点，此则表明，释明本的《和冯海粟作》，应是与两宋梅花诗不无关系的。

两种体式共整200首的梅花诗之数，不仅使得释明本成为了元代梅花诗史上产量最高的一位诗人，而且还与冯子振的《梅花百咏》一道起到了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从当时及其后诸多大型梅花组诗的问世，即略可获知。如明代诗人王达善“和”释明本所“和”冯子振《梅花百咏》而成之《梅花百咏》，即为其例；而另一位明代诗人周履靖既“和”冯子振《梅花百咏》又将其与之合刊的事实[12]，则表明了“和章”之作在明代已成为了一种风气，而这种风气，正是受冯子振与释明本唱和梅花诗的影响所致。

王冕（1287—1359年）既是元末的一位重要诗人，又是当时著名的画家，其于梅花之雅好之痴爱，乃不减林逋，这从他将所居取名为“梅花屋”，自号梅花屋主、梅翁、梅叟等，即略可窥其一斑。此外，王冕还著有《梅谱》一书。另据《梅花》一诗中的“写梅种梅千万树”，又知王冤不仅写梅咏梅，而且还植梅艺梅，真正达到了范成大在《梅谱前序》中所说的“学圃之士，必先种植梅”的境界。王冕的梅花诗，总共有108首之多[13]，不仅格高韵美，而且颇多名句。如《墨梅》一诗：

我家洗砚池头树，个个花开淡墨痕。不要人夸好颜色，只留清香满乾坤。

此诗开篇即以典入诗，并用十四个字勾勒出了一幅生动的画面：墨池旁梅树摇曳，花开朵朵，清香四溢。继而则对墨梅的高格进行了尽情赞美，其中的“只留清香满乾坤”七字，由于境界的寥阔高远，而成为千古名句。据张辰《王冕传》所载，王冕梅花诗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就是多为题画之作，即其所咏写的梅花，多为其所画之梅，如这首《墨梅》即为其例。正因此，故诗中乃有“不要人夸好颜色”之谓。其意是说，画中的墨梅只用淡墨点染，而没有彩色涂抹，画家之所以这样处理，原本是无意博人夸赞，只求画出其精神与神韵而已。诗与画的配合，更能显示出王冕梅花诗的与众不同。而最能代表王冕梅花诗之成就者，则是总题为《素梅》的一组诗。如其中有云：

冰雪林中著此身，不同桃李混芳尘。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

王冕《素梅》凡58首，此诗为其中最负盛名的一首。素梅即白梅，因以高洁娇媚著称，故而乃有“梅中仙品”之誉。作者在这首小诗中，首先以“冰雪林中著此身”七字，对白梅的倩影进行了勾勒：傲然挺立，迎风斗雪，既独占春先，又卓尔不群。将白梅放在“冰雪林中”的环境中进行咏写，不仅形象地描绘出了白梅的身姿，而且更为生动地展现出了白梅的风骨与气魄。接下来则以“不同桃李混芳尘”作比，以进一步强调白梅不随众俗的高洁品性。从总的方面讲，前两句重在对白梅的高标逸韵进行述写，而后两句，则为王冕梅花诗中的又一脍炙人口的名句。唐代诗人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诗有云：“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王冕的“忽然一夜清香发，散作乾坤万里春”，即是对岑参这两句诗的化用。岑诗以梨花喻雪景，此诗则为对梅“香”的高度称颂。全诗形象地写出了白梅以香满天下为己任的胸襟与品格，而此，既为白梅的精神与气魄，也是诗人的理想与抱负。

而值得注意的是，在上引王冕《墨梅》与《素梅》的两首诗中，其结尾却有着惊人的相似，即一为“只留清香满乾坤”，一为“散作乾坤万里香”，其所抒发的，都是以天下为己任的一种抱负、一种胸襟。但二者却又是有所不同的。《墨梅》对梅花的品德与气节进行赞美者，其实是作者清高傲世思想的一种反映，而《素梅》所表达的，则是诗人的一种积极入世的精神。两种思想境界的互为交融，正活画出了一个真实的诗人王冕！

总体而言，梅花以其凌霜傲雪的精神，尔不群的品格，独点春先的特性，清臞高雅的韵致，而倍受诗人们的喜爱。于是，诗人们于梅花诗的创作，也就使之成为了诗歌史上的一道景观。综以上所述，可知梅花诗之于宋金元时期400年的诗坛，不仅在题材的开拓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并且还以其数量之众多，质量之上乘，而成为了这一时期咏物诗的娇子。宋代是梅花诗创作的高潮期，其600多位作者的近5000首梅花诗，在梅花诗史的王国里前无古人，后少来者，而林逋、苏轼、陆游的梅花诗，则代表着这一时期梅花诗的三座高标。在梅花尚不曾进入“寻常百姓家”的金代，诗人们于梅花诗的创作，也取得了令人可喜的成就，且不优秀之作。蒙元一代约2000首左右的梅花诗，所表现出的最大特点就是多大型连章体组诗，其中最具代表性者为冯子振与释明本的唱和之作《梅花百咏》，而王冕总题为《素梅》的58首咏梅之作，以其格高韵美、寓意深刻等特点，则代表着元代梅花诗的最高成就。

注释：

[1]冯子振《梅花百咏》，以及释明本先后以五绝、七律唱和之作，俱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影印“四库文学总集选刊”本《梅花百咏》。释明本的五绝唱和之作，与冯子振《梅花百咏》同编为一卷，其七律唱和亦为整百首，名为《和冯海粟作》，《钦定四库全书·集部八》作《梅花百咏附录》附于冯子振《梅花百咏》之后。本文所引冯子振《梅花百咏》与释明本的两种体式的《梅花百咏》，所据均为此，特此说明。

[2]苏轼《书林逋诗后》，《苏东坡全集·前集》卷十五，中国书店1986影印本。第209页。

[3]脱脱《宋史》卷四五七《林逋传》，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3432页。

[4]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中国书店1990影印本。第10页。

[5]以上所引黄庭坚、纪昀对林逋《梅花》诗的评价，均见方回《瀛奎律髓》卷二十。

[6]参见王辉斌《金元诗人与唐诗的关系考论》，载《江淮论坛》2009年2期。第144页—150页。

[7]此处所言刘仲尹职官，所据为《中州集》丙集第三，其中的“都水监承”之“承”，疑为“丞”之误。

[8]汪元量《醉歌》其九，《宋诗钞》第三册《水云诗钞》，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946页。

[9]纪昀《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八八《总集类三》，中华书局1965影印本。第1707页。

[10]释明本因和冯子振《梅花百咏》而成的《梅花百咏》“和章”诗，据《四库全书总目》之“提要”可知，其本集实际上只有99首，即缺《东阁梅》一首，《四库全书》本则据韦德珪集补之，以成其“百和”之数。

[11]纪昀《钦定四库全书·梅花百咏》提要，四库文学总集选刊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影印本。第2页。

[12]参见杨镰《元诗史》第四卷第十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651页。

[13]此一数量，系据浙江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王冕集·竹斋集续集》统计的结果，其具体为：《素梅》58首、《墨梅》4首、《红梅》19首、《梅花》15首、又《梅花》3首、《梅》4首，其它5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