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带不走的泰晤士 | 单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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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昔日的世界霸主，通过留欧与脱欧的讨论，英国再次获得全球性的关注。精英与大众、社会中层与底层的裂缝，再次被暴露出来。今天我们推送《伦敦传》中的一章，作者讲述了在这次投票中近乎孤独地支持英国留在欧盟的伦敦，如何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

《伦敦传》节选

彼得·阿克罗伊德

翁海贞等译

第五十七章你带不走泰晤士

泰晤士河一直是贸易之河。格雷夫森德种水芹菜的、图利街烤饼干的、搞托运的、沃平卖船具的、椴树舍搓绳索的，所有这些行业都靠泰晤士河为生。以河上贸易为主题的伟大绘画作品，都描绘仓库、精炼厂、啤酒厂、建材仓库，所有这些都印证这条河的权能和权威。它在城里的支配地位早在罗马人来临之前便已深入人心。早在公元前 3000 年，铜和锡就在这条河上运输，及至公元前 1500 年，由于河上贸易，构成伦敦的这片地方便开始支配埃塞克斯地区。也许正因为如此，宗教仪式的物件被掷进河里，从此一直沉埋着，及至新近考古才挖掘出来。

这座城市本身的特征和外观深受泰晤士河的影响。这座城市曾是“拥挤的码头和人潮汹涌的河岸”，河面不休地“划过勤快的船桨”。伦敦的动态和能量是马匹的动态和泰晤士河的能量。泰晤士河每日带进上千船队。威尼斯的桨帆船、低地国家的三桅船，争相抢夺河畔的位置。河面则挤满了驳船、渡船，载送市民过河。

泰晤士河另一大贸易价值在于渔业，我们读到，15 世纪有“比目鱼、拟鲤、雅罗鱼、狗鱼、丁鲷”，都是以芝士和板油为饵垂钓的。还有鳗鱼、大马哈鱼、鲤、七鳃鳗、大虾、胡瓜鱼、鲟。无数船只在河上做买卖。驳船、三桅船跟小舟并排行驶，还有双桨船，或者工人的划船、牡蛎船、渡船、蛾螺船。

大多伦敦人直接以河为生，或者靠河上运输的货物为生。14、15 世纪的文献记载了众多泰晤士河职业，譬如，维护河道安全的“护河员”、负责涨潮时河堤或河畔建筑安全的“潮工”等。还有船工、捕鳗人、巡警、桨帆船工、渡船工、柴船工、水手、造船工、喊号工、打桩工、敲铃工、水警、水工。据记载，捕鱼的方法不下四十九种，诸如鱼网、鱼梁、围篱、柳条篮等。还有其他很多工种，譬如修筑河坝、堤防、漂浮码头、防波堤，以及修理水门、堤道、码头、河阶等。可以说，这是泰晤士河的早期阶段，作为这座城市发展和贸易的中心，一派生机盎然。

不过，这条河继而触动了诗人和编年史家的想象力。于是，泰晤士河成为一条壮丽的河流，王室和外交官视其为黄金大道。大游艇“张饰结彩，飘拂着丝绸彩旗”，其他航船“富丽地镶嵌着徽章标志”；很多船张起丝绸篷盖或帘幕，周围簇拥着划艇，满载着商贾或牧师或侍臣。正是在16世纪初这个时期，伦敦水工的船桨缠绕在河面的睡莲丛中，“伴随长笛的节奏”，那音乐令“木桨拍打的河水流淌得更快”。14、15 世纪的水工们各自吆喝，泰晤士河总是跟歌谣和音乐密不可分。

外交官进城或皇家婚典之时，可以听到更正式的音乐，这乐声不是随潮汐涨退，而是跟随历史的潮流。 1540 年，亨利八世及其第四任妻子克里维斯的安妮婚礼当日走水路前往威斯敏斯特，护拥他们的游艇“华丽地飘着旗帜、燕尾旗、彩饰”，游艇上“乐器演奏悦耳的旋律”。在亨利八世前次的婚典上， 1533 年，他的第二任妻子安妮·博林从格林尼治进伦敦城，“小号、桑姆管等各种乐器，一路演奏宏伟的旋律”。她的进城典礼是史册所载泰晤士河面最壮观的盛会，市长大人的座船领航，“艇上旗帜、燕尾旗飘摇，悬挂富丽的帘幕，游艇船身装饰金属盾形徽章，悬挂在金银丝带之下”。紧跟其后的是一艘平展的船只，颇似水上舞台，“一头怒龙腾跃，龙尾蟠屈，喷吐烈焰”。在这里，泰晤士河的自由激发了奢华的场面和音乐的灵感。市长大人的座船之后，追随着五十艘行业和公会的游艇，“全都装饰彩带，华丽非凡，船上载各种乐队”。贸易在泰晤士河面奏乐欢庆，而这条河本身就是财富的渠道。

然而，泰晤士河显然既能容纳较传统的货物，也能容纳超自然的力量。这条河流一向被形容为银色，是炼金术所用的神奇媒介，是斯宾塞的“泰晤士河银川”，继而是赫里克的“泰晤士河银足”以及蒲柏的“银色泰晤士”。赫里克还引入山泽仙女和水中精灵，但他的基调是传达一种忧伤的遗憾，被迫告别这条河，离开伦敦去乡间———不再有沐浴河中的夏日甜蜜傍晚，不再能去奇蒙、金斯敦、安普敦院游赏，不再能在这里“上船、下船，或者安全地抵达彼岸”。迈克尔·德雷顿也呼唤“银色泰晤士”，使用“最清澈的水晶之流”这个熟悉的比喻，蒲柏则形容它为“泰晤士老父”，“闪烁的银角弥漫着金光”。人们通常认为河川为伦敦城的雄性氛围增添女性气质，而泰晤士河却断无柔媚气质。它是“老父”，也许还有些可怕，或者原始，类似威廉·布莱克的“诺伯达蒂”。

从远处眺望，它似一片船桅森林；河面每日约有两千艘船只往来，还有近三千名水工，他们当时赋有十分恶劣的名声，横行霸道地把船摇向四面八方，载运货物。“伦敦塘”，也是伦敦桥和伦敦塔之间的这片地区，密密压压地、不留间隙地挤满了游艇、木桨船、大帆船， 16 世纪中叶一幅地图显示，船只泊在河阶旁，这些都是前往首府的中转站。在这幅地图上，街道几乎不见任何活动迹象，而河面则一片繁荣景象。这个夸张的手法诚然情有可原，因为其意图是强调泰晤士河的首要地位。在这里，有个伦敦故事很贴切。有一位国王，由于伦敦市政府不肯资助他的冒险活动，盛怒异常，便威胁说要将朝堂搬到温切斯特或牛津，市长大人答道：“陛下您尽管从容搬迁，您的朝堂、议会，尽管搬到您圣意所向的无论哪个地方，反正伦敦的商人仍有一大慰藉———您带不走泰晤士。”

1636 年 12 月，温斯劳斯·霍拉抵达英格兰之时，从格雷夫森德乘游艇来到伦敦，他被安排住在阿伦德尔楼，紧挨着泰晤士河，从而他对伦敦的最初印象来自这条河。他的素描速写和蚀刻画充满了宽阔的河面、水面的光影、涌溢到河岸和堤防之外的水上无休的活动。河上挤满了船只、游艇，似乎在水面飞掠，两岸则连绵排列着静谧的矮房。在他描绘的城市全景图上，散发出生命气息的正是这条河流。街巷和房屋似乎空无一人，好似整个伦敦全都聚集到了河边。图上显眼地标示每个码头：“保鲁斯码头……女王码头……三鹤……斯蒂利拉……科勒码头……老天鹅。”河阶和漂浮码头上，微小的人影在忙碌奔走。各色来往船只为大片明亮的水面添赋了深度和趣味，有些标注了船名；“鳗鱼船”穿梭在装载蔬果的驳船中间，小舟载送二三乘客过河。伦敦桥下泊着很多大船，四周则是港口的忙乱景象。这幅蚀刻画的右角是一尊水神像（泰晤士河老父）手持一瓮，倒出一群鱼。这尊神像成就了泰晤士河作为权力和生命之源的意象。正如在前基督教时代，河上的天鹅处于阿波罗和维纳斯的庇护之下，这条河也被纳入神祇的羽翼。这里赋有意味的是，霍拉所描绘的古典神祇，指向“伦敦”字样的漩涡花饰，这个神祇正是贸易之神墨丘利。

霍拉的观察视角是在河南岸高处，位于伦敦桥西。这是一个真实的地点，位于圣马利亚奥弗丽教堂顶（即今日的萨瑟克大教堂），但此处后来成为常规或理想的视角。克拉斯·简斯·菲舍尔早期一幅蚀刻画也是在附近取景，但图上假设更往西的高度。这个假想的角度使他得以描绘更繁忙的河景，他更是借用伦敦城的拉丁语铭文（emporiumquetotoorbeceleberrimum，即全世界最著名的市场）加以强调。这幅略带虚构的地形描绘图赋有强大的说服力，深刻地影响了后世的艺术家和蚀刻画家。他们在颂扬泰晤士河为这座城市的贸易命运的象征之时，坚持不懈地相互借鉴失误、虚假的视角。正如这条河曾是16、17世纪诗歌的伟大主题，它也是伦敦绘画的中心题材。

随着商业和贸易不断地繁荣，泰晤士河的重要性随之上升。据估计， 1700 年至 1800 年间，贸易容量增长三倍，河两岸从桥到伦敦塔之间有三十八座码头，下游有十九座。据估计，即便在 1700 年，伦敦码头运输全国 80％的进口物资， 69％的出口物资。河上运送的有茶叶和瓷器，来自东印度的棉花、胡椒，来自西印度的朗姆酒、咖啡、糖、可可，北美洲给泰晤士河送来烟草、玉米、大米、油，波罗的海国家则提供大麻织物、动物油脂、铁、亚麻布。丹尼尔·笛福描写贸易之流出入伦敦之时，将这条河比喻为伦敦的生命。

极难看到不描绘泰晤士河的伦敦绘画；绘画的取景视角有在威斯敏斯特码头、兰贝斯、萨瑟克。 18 世纪后半叶出版了三册十分流行的河景版画集：博伊德尔的《河景画集》（1770），爱尔兰的《泰晤士河优美河景画册》（1792），博伊德尔的《泰晤士河史》（1794 至 1796），其中最常见的“河景”是伦敦桥西的风景，在这片地区，市容修缮一新，跟庄严、高贵的河流景象相当般配。

当然，河景画的大师是卡纳莱托，他在绘画中创造了一座志在企及壮丽的城市。尤其是他的两幅姊妹图，《从萨默塞特府河阶望泰晤士河与远处的威斯敏斯特》和《从萨默塞特府河阶梯望泰晤士河与远处的伦敦城》，将伦敦在本质上估量为一座欧洲的高贵城市。在 18 世纪 40 年代，卡纳莱托前来伦敦，似乎是专程来描绘新竣工的威斯敏斯特桥，以便在审美上正式认可这座城市的最新公众建筑。然而他画笔下所绘的是一座理想化的城市和一条理想化的河。天空不见雾气和煤灰，从而房屋清晰地在光线里闪烁。泰晤士河清澈生翠，水面闪耀奇光异彩，河上的活动如此静谧、灿烂，从而他所画的不再是贸易景象，而是怡然闲适的图画。

以18世纪的泰晤士河为题材的较直接、贴切的绘画，出自通常所谓的不列颠画派，不过，也许可以称之为伦敦画派。譬如，威廉·马洛的《淡水码头》《伦敦桥》《威斯敏斯特与阿德菲之间的伦敦河滨》，所描绘的细节为画面增添了动人的力量。淡水码头的图画展现码头上的活动，木酒桶、橄榄罐、大捆大捆的货物被接收、查验或卸下；伦敦桥北面的脚手架和围篱表示桥上的店铺和房屋刚被拆除。伦敦河滨图的细节也赋有动人的力量。在这幅图上，看得见白金汉宫街和亚当街，以及约克建筑供水公司的塔楼和烟囱。前景则显示凌乱、肮脏的河面一派忙乱的景象。身穿脏罩衣的工人正在卸煤船，一个妇女，身边摆着一堆篮子，正乘船渡河。

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正是在这些活动中间， 1775 年出生于梅登巷的透纳，将年轻的想象力投注到泰晤士河。在《现代画家》（1843）里，约翰·罗斯金描述这位画家的童年之时，说他密切地关注“城市的贸易工作，从俯瞰泰晤士河的无数仓库，到泰晤士河巷散发鲱鱼腥味的修理店，无所不及”。在这些地方，他走进驳船和船只的世界，“伦敦桥上那座神秘的森林———比树木或松树或香桃木丛更适合小男孩”。换句话说，透纳儿时从伦敦和泰晤士河汲取灵感，而不是靠观看传统的、田园式的风景画。罗斯金接着揣测：“试想他必是如何地纠缠着水工们，哀求他们允许他趴在船头，保证安静得像根木头，于是他就能在那些船只中间、旁边、阴影之下，漂向河下游，出奇地观望、兴奋地攀爬；只有这些，才是世上最美的东西。”在透纳眼里，伟大的世界尽然展现在这座城市里、在泰晤士河上。

泰晤士河在他身边流淌，赋予他光线和运动。儿时，他走出梅登巷的家门，穿过河岸街，在通向泰晤士河的无数小巷里游荡。暮年，他在契内游步道眺望河面之时去世。这中间的大多岁月里，他就住在“河畔或者轻易走到河边的不远处”。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视透纳为真正的泰晤士河之子，比卡纳莱托或惠斯勒更合适描绘它。或者更应该说，正是通过他，这条河的精神得到最清晰、最荟蔚的展现。在有些画上，他为它披上古典美，让人联想起神话中曾经在河畔出没的众神和仙女。在另一些画上，他真实地描绘水面的活动。在他的早期速写里，有一幅《老黑衣修士桥》，他把桥墩画得似乎依旧漆黑、湿漉，以便强调河水的潮汐。有一幅早期水彩画《老伦敦桥》，体现了同样专注、细致的观察。在画面上，伦敦供水公司的水轮是焦点，桥外殉难者圣马格纳斯教堂的大钟显示时间是十点三十五分整，河水逆流而上。

船只靠岸时得到指派的抛锚点，肩并肩地停泊。驳艇或小船直接靠拢河岸，方便装货，然后划到上游的各大官方码头。鉴于伦敦塘这片地区过度拥挤的境况，这个过程十分迂回复杂，显然直接导致大规模的偷盗与欺诈。然后，议会经过一系列调查，终于决议修筑合适的港区，以便迅速有效处理、保管货物。于是便展开大规模的“湿船坞”工程。1799年通过《西印度船坞公司法案》，整个狗岛逐渐变为此公司的船坞区。接着，伦敦船坞造在沃平，东印度公司船坞造在布莱克沃尔，雪利船坞造在罗瑟海特码头。这是伦敦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私人投资工程。船坞区修造了堡垒式的大型建筑，安装大门和高墙，旁边是面积约三百英亩的人工湖。狗岛曾是沼泽荒原，被转变为类似牢房的优美岛屿。同时代的艺术家威廉·丹尼尔所绘的速写和凹版腐蚀版画，描绘了无数砖砌大仓库。从奥德门到椴树舍之间修了一条新路，联接船坞区与伦敦市中心，沿路拆毁数以百计的房舍，使得伦敦城东的旧貌丧失殆尽。在这层意义上，贸易路这个街名十分贴切，因为这个改变纯粹为了经济利润。西印度公司船坞的奠基石镌刻着这句铭文：“愿上帝庇护，此事业将促进不列颠贸易的稳定、繁荣、光荣。”为使船坞区联接更广大的世界，这里便修筑了摄政运河，一条航道朝西交汇帕丁顿盆地的大联盟运河带来了更深刻的变化。这座城市再次敞向更多的货物和交通。

在当时，这项工程被视为近乎幻想的事迹，成为商业成就的完美典型。沃平的烟草仓库被赞颂，“除埃及的金字塔之外，这个屋顶之下的占地面积超过其他所有公众建筑或事业”。沃平很多仓库都是出自丹尼尔·阿舍·亚历山大之手，他也设计了达特穆尔和梅德斯通的监狱。或许我们可以从中看到金钱与权力之间的本质关联。有一位建筑史家比较亚历山大的建筑与皮拉内西的建筑蚀刻画，约翰·萨默森爵士在《乔治王朝时代的伦敦》里写道：“柯勒律治翻阅《透视法作品集》之时，年轻的德·昆西则迷失于皮拉内西式的狂喜中。亚历山大将这些罗马时代的国家监狱建造为牢房和仓库。”在这里，金钱和权力被赋予幻想或神话般的潜能。

以船坞修造工程为题材的素描和蚀刻画，也展现宏大的视野和大量工人，以便强调这项事业的规模。竣工之时，围观的人群如堵；泰晤士河支流涌入盆地之间，围观的人群如堵；运河首次通航之时，围观的人群如堵。1872年，魏尔伦写道，这些事业如此宏大，类似“古代河川流域文明的水利工程”，暗示着伦敦的河道项目唤醒了人们对于古老帝国的记忆。他说道：“这些船坞非笔墨所能形容，腓尼基的名港推罗和迦太基合二为一！”他和同伴兰波一连数小时穿梭在这片广阔地区，观看数不尽的货物、数不尽的人们挨肩擦膀地奔忙。艾妮德·斯塔基在兰波的传记里写道：“他们听到陌生的语言，看到货物包印着他们所不能辨认的神秘标记。”詹姆斯·惠斯勒通常被视为召唤起泰晤士河诗歌意境的画家，描绘河水淡隐在雾气或沐浴在阳光之中的景象，然而这个看法忽略了他作为泰晤士河画家的另一半成就。在他早期以塔桥和沃平之间泰晤士河为题材的作品里，画面的焦点总是放在码头和仓库，在这些地方，劳动和贸易是伦敦持续不变的、本质的元素。事实上，波德莱尔被这些蚀刻画打动，说这些画展现了“一座宏大都城的深邃、繁复的诗歌意境”。

在这里，混乱的经验混合着神秘的感觉———感觉某种陌生的活物，在这座城市生命的中心徘徊。古斯塔夫·多雷的蚀刻画也体现了这份感觉，将码头的板车夫、脚夫、水手、苦力描绘为幽暗、无特征的人影，虔诚地照料伦敦的贸易，犹如古时的宗教献身者。正如画面前景耸立的密压压的船帆和船桅，仓库和海关楼通常也笼罩在阴影和明暗对照里。偶然看见漆黑的水面跳跃着闪光，河水浸透了“煤炭的黑、靛蓝色染料的蓝、潮水的棕、面粉的白、葡萄酒的紫，或者烟草的棕”。这些都是多雷乍看之下所见的颜色，是“你们伦敦的一大壮观景象”。他的画面也让人联想起皮拉内西的形象，帆具、桅杆、船索、陆桥、木板交融一起，形成一幅纷乱不息的图画。另一位法国观察者加布里埃尔·穆雷写道：“整个民族辛勤地给大船卸货，驳船上人群涌动，黑暗的人影轮廓模糊，有节奏地移动，填补画面的空白，赋予画面以活动的气息。在远处，在无垠的棚屋和仓库所构成的地平线上，密密麻麻的船桅犹如冬天光秃的森林，枝条优美、夸张，好似能够在地球上所有气候下生长的空气树。”

由于船坞已经成为一大造物奇迹，很多旅人觉得有必要到此一游。访客须先搞到介绍信，将自己引荐给船坞的船长，然后在河堤的河阶前雇船，趁退潮前出发。这段话摘自一个法国访客在 1810 年写下的日记：“你会看到两旁都泊着船，很多荷兰人、丹麦人、瑞典人，我揣想都是有执照的，还有很多美国人。” 1787 年，有个德国人也提及同一话题：“这是一个躁动不息的地方，总是喧嚣，人群骚动……码头宽阔，大仓库壮观如同宫殿。”这位访客也评论说：“在这附近，田园乐趣似乎显得无比遥远。”在格林尼治和格雷夫森德，泰晤士河上确实曾见这些乐趣，但这座城市的贸易机制似乎已经将之彻底抹除。 1826 年，皮克勒·穆斯考亲王参观船坞之时，不得不承认：“实在惊人，让人不由得敬畏英格兰的伟大和权能……一切都是宏大的规模”，“蔗糖足以使附近的盆地变甜，朗姆酒足以使半个英格兰喝醉”。他也提及每年九百万只橙子、一万两千吨葡萄干抵达港口。这位巡游大公刚参观过城里的啤酒厂，在看过船坞之后，接着去看畸形秀。这样说来，伦敦的壮观工程融进反常的变幻景象。

实际上，这些船坞的历史是泰晤士河贸易在 19、20 世纪的主要故事。这个故事讲的是河畔大道在一百五十年间的忙碌生活。在贸易路和泰晤士河街之间，无数小巷通向河岸，马车、板车川流不息；米勒巷、鸭掌巷、熏鲱街填满了板车、马匹、起重机、人类的喧嚣，交织着铁道上传来的汽笛声。泰晤士河畔则是一片纷乱的商业活动，工厂和仓库造得尽可能临近水面，码头、磨坊、陆桥在人类的活动之下震颤。再往上游去，在萨瑟克桥和黑衣修士桥之间，河畔的景象起了微妙的变化；这里的仓库和房屋较陈旧、破败。这些房屋跌向水面，既狭窄又倾弛，旁边则有很多小胡同的入口，可以看见一袋袋、一桶桶的货物从河边运进城。拉德门旁可以看到一座庞大的蒸汽面粉厂，河对面则是工厂林立的烟囱。这是名符其实的商贸基地，两岸都开满了金融机构。

不过，泰晤士河面也有不那么严肃的买卖。这里有票价半便士、一便士、两便士的汽船往来格林尼治或格雷夫森德、拉姆斯盖特门和马盖特门。有大船前往多佛、布洛涅、奥斯坦德、莱茵；有沿岸货船前往伊普斯威奇、雅茅斯、赫尔；有汽船前往南安普敦、普利茅斯、兰兹角。还有去基尤、里士满、安普顿院的慢船，船上配有乐队。

再者，河岸线之外还有大批商铺，仰赖泰晤士河及其潮汐为生，譬如修船厂、水手膳宿、酒馆、航海器具店、脚夫的小屋、苹果摊、牡蛎店，都在等候顾客。街头的全部活动都是迎合这条河的需要。看，一伙水手从出租马车上跳下，涌进酒馆，街头有一辆马车出了故障，随即吸引大群看客，城墙和桥头之间到处回荡着无尽的说笑声。“作兴了！”“我给它弄弄。”“它倒厉害了！”

及至 1930 年，伦敦的港口和船坞占地七百英亩，雇佣十万人口，运输三千五百万吨货物。另外还有近两千座河畔码头。也是在这个时期，诸如石油生产和食物加工等重工业也集中在河边，好似向泰晤士河古老的贸易历史致敬。诸如木材、化学制品等其他产业，则利用摄政运河、利河作为联接泰晤士河的渠道。

在接下来的年代里，“快节奏处理方式”以叉车和高速起重机搬运货物，急剧地提升了泰晤士河的贸易量，然而，及至 20 世纪 60 年代，工业进程里同样快节奏的改变令船坞几乎被荒废。集装箱运输这一新现象（货物装在大货柜，从船上直接搬进卡车）完全排除了仓库体系。这些货柜如此巨大，不是 19 世纪早期的船坞所能应付的。

如今，这些船坞一片沉寂，在记忆里， 19 世纪早期的大建筑变成了荒原。 1967 年，东印度公司船坞关闭，仅两年之后，伦敦船坞和圣凯瑟琳船坞相继关闭。西印度公司船坞一直开到 1980 年，然而及至此时，这片地区活跃而忙碌的景象似乎永远地消失了。伦敦东区的经济极其枯竭，失业的居民占相当高的比例。然后，十年后，这片荒地上盖起崭新的建筑，旧仓库翻新，人称为码头区，这个现象印证了伦敦生命本质的潮解与复兴的循环。在《伦敦的公路和小道》（1920）里，库克夫人这样评说泰晤士河：“没有什么似新生的能量一般摧毁古迹，没有什么似新鲜事物一般抹除旧事物。”

在圣凯瑟琳船坞的荒地上，建起了一座宾馆和世界贸易大楼。至少，世界贸易大楼这幢建筑选址十分得宜，因为两千年多来，这条古老的河流一直承载着世界的贸易。其他船坞也以类似的方式开展修复工程，不过，其中最壮观的要属塔桥与希尔内斯之间被称为东泰晤士走廊的复兴工程。

在 21 世纪，泰晤士河吸引金钱和企业的那股神秘的贸易能力不会有所削弱。狗岛那些写字楼的规模，只可比拟为从前西印度公司船坞在此地铺展的场面。这两大工程，一个在 1806 年，另一个在 1986 年，引人注目的都是其庞大的规模。也是以伦敦典型的办事方式，这两大工程都是投机商和商人的私人投资，附以税收优惠这一低调的政府协助，并且政府也为这两项工程配备了新的交通方式。码头区铺设了轻轨，其规模和特征类似 20 世纪后期版本的贸易路。18世纪晚期建造的不伦瑞克船坞，西码头耸立着一座约一百二十英尺高的船桅制造厂，无数年间一直俯瞰这片地区，象征这里的海上贸易和伦敦的海上权力。如今，在不远处，金丝雀码头大厦担负起类似的职能，作为权力和贸易的纪念碑。泰晤士河一直流淌，依潮汐起伏，或轻缓或汹涌，它那崇丽的歌声还未终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