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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的幌子

李相华


作家刘庆帮说，写小说，尤其是写短篇小说，要找到小说的种子。

种子埋在地下，种子生发的诱因，就是小说的幌子。

小说的幌子，可能来自生活的真实，比喻市长跳楼了，美妇私奔了；也可能缘自我们的想像，比喻人变成了甲壳虫，蛇变成了美女；诸如此类。

这篇小说《王固本的活人证明》，从“煤矿难”（挖煤引发的矿难）写起。有一种说法，这年头，大家喜欢凑热闹，写作人也喜欢凑热闹，某种题材热了，都拿脸去贴，哪管热脸贴上的都是冷屁股？写挖煤，写矿难，一人写出名了，大家都去写。我为什么也要赶这场热闹呢？趟这趟浑水？

这倒是事先没去想的一个问题。

其实，《王固本的活人证明》和“煤矿难”，没有内在必然联系，“煤矿难”只是这篇小说的一个诱因，一个幌子：有人死亡了，有人被死亡了。

被死亡才是我想写这篇小说的初衷。

当然，要让几个人死亡，要让某人被死亡，大可不必非要从“煤矿难”写起，也可以从“金矿难”（淘金引发的矿难）、玉矿难（采玉引发的矿难）、甚至空难、火灾、水灾、地震、雪崩、黑社会等写起。因天灾人祸，我们的时代，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

我考虑过要不要拿掉这个幌子，换上另一个幌子，会不会新鲜一点？但转念一想，新鲜未必就好。“煤矿难”更平常，更是司空见惯的寻常事，或许更可信一点？

这个题材，放在心上，怕有十来年了。我思考的是，在我们这个社会，假设一个人被死亡了，他要怎样才能证明自己是一个活人？一个活人，证明不了自己活着。更有甚者，假如没有了身份证之类的旁证，我，能证明我就是我自己吗？

顺着这条思路，或许会把《王固本的活人证明》写得更“哲学”一点。但我不大愿意这样去写，或者说我没有能力这样去写。小说毕竟 “形象大于理性”，如果给我一个选择，我宁愿选择感知而非认知。

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如果当年去写这个题材，王固本们肯定更弱势，更苦难。但也有可能，写得更矫情。

当年没有写，放到现在写，就完全两样了。这其间，有一件说得上是“国家大事”发生了：

国务院和民政部颁布的《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和《实施细则》，于2003年8月1日起正式施行，原《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同时废止，……

注意，废止的是收容遣送，而不是收容教养。

王固本被死亡的时间，是2003年8月1日，纯属巧合。这件国家大事，和这篇小说有关系吗？不太清楚。

在这样的时间节点上，打工者王固本当然可以有点小本事，当然可以是一个会挣点小钱的人，当然可以生活得稍微有点尊严。我没有把他写得更悲惨，因为那不是事实。

说到底，王固本的被死亡，极有可能也是一个诱因，是写这篇小说的一个幌子。

在这个幌子下，我不知道我有没有写出打工仔王固本、或许可能是性服务工作者钟小红、还有房东老蔡们当下生活的真相。还有海西三座城：龙城、狮城和鲤城与王村的关联，以及隐藏在城乡背后的真相。

似乎是想明白了，只是写得太浮躁了。这也难怪，我们生活在一个浮躁的时代，就连写作，也变得急促和功利，失去了应有的沉静、舒缓和辽阔。

小河湍急，大河平缓。

或许根本就没有想明白。王固本们、钟小红们的生活，看似就在眼前，其实距我们很远，看似非常熟悉，其实又很陌生。

当然还有生生死死，这个天大的问题。

如果继续写这类题材的小说，这很可能就是诱惑所在：又近又远，又熟悉又陌生。

生活中到处是诱因，到处是幌子

问题是，我们看到了真相吗？


（《王固本的活人证明》入选《小说选刊》2016.7期，获2017首届福建省中长篇小说双年榜提名作品）

（本文由作者李相华先生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