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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献给我的父亲

文 / 慢先生

选自《花城》2018年第6期，责编 杜小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图 | Damien Tran

青海省歌舞剧团的大院里，孩子们正在楼下抓羊拐玩儿。孙国宏颤颤巍巍地爬上了苏联专家援建的剧院大楼。他攀上一个高塔，把拐杖撇了，冲下瞧着。终于他开口喊了：“小朋友！都走开！小朋友！都走开！”孩子们嘟嘟囔囔地四散开来，玩儿么，不咋呼就没劲，咋呼了可就得挨训，他们总被到处赶。孙国宏持续地喊着，都走开都走开。那是他作为一个前指挥家最后的一次所谓“调度”了。孙国宏一跃而下，结结实实地将自己拍扁在地面上。

静了场了，只有喇叭还在唱“两山迢迢隔大海，两家苦根紧相连”。人们纷乱但一言不发地围拢上前，看守孙国宏的小将们挤了一两个过来，他们面面相觑。

孙国宏的儿子孙东旭正是在这时走进了院子。他插着兜，脏脏的衣服上遍布脚印，显然是刚跟别人打过架，但他也没什么所谓，正兴高地向人群走来，准备仔细地凑个热闹。唱京剧的李玉声看见了他，就大喊：“给摁住咯，别让到跟前来！”院里的其他老街坊就要冲上去，预备将孙东旭摁住。他一见有人要捉他抹头就开始跑，他惹的事多极了，也是自己心虚，回头笑骂：“老几个还想逮我嘿？疯了心啦！”

孙东旭就没能见着他爸孙国宏最后一面。

孙国宏说是摔破了脑袋壳儿了，浆子淌得哪儿哪儿都是。当天虽然都铺上煤渣儿给铲走了，但是还是保不齐有没收拾到的，有人走夜路踩着了，觉着脚下滑，就吓得嗷嗷叫唤。孙东旭蒙着被子还是能听个真着，他爸又让人给踩了。

孙东旭这会已经没妈了，他就这么成了青海省歌舞剧团的孩子。谁家都给他口饭吃，但是没一家邀他住下，毕竟自己也还抹排不开呢。还是老青衣李玉声让他住了下来，李玉声的男人头了在北京的时候就给收拾死了，她在青海自己单过，想着添双筷子添个碗的就能把孙东旭养活大了。可孙东旭不争气呀，他老病。不是矫情，真是往奈何桥上窜的那么病。李玉声就抱着他去医院，一夜一夜。老李那点破家底儿早就给糟践完了，老李眼瞅着没米下锅，只能冲他哭问：“你是个鬼么？讨债的鬼么？”孙东旭急了，以为老李不要他了，就挣扎起来：“奶奶，我不是啊，奶奶。”他下床磕头，李玉声也不搀他，自己捂着脸，并不言语什么。

孙东旭但凡不病，就练身子，还没桌子高那会儿，就知道在院子里跑圈。饿得眼冒金星还是跑圈儿。一老一小就这么两相凑合着活，李玉声到底是把孙东旭拉扯大了。

1979年孙东旭终于高考去了西安音乐学院，大院里的街坊用竹竿挑了他的录取通知放了三四挂的鞭炮，孙东旭和李玉声都有些激动，孙东旭哭得尤其厉害。他觉得自己熬到头了，等毕了业就能调动走了，离开青海，离开这片涂满他父亲遗骸的院子。

当然，日子不能全遂了你孙东旭的愿啊，你算老几？孙东旭毕业后，省大分办（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分配办公室）的一把手看了他的成绩单和履历，用他鼻音浓重的天水口音高呼起来：“这是个人才么！的人才么！”孙东旭算是栽了，省上不放人，哪儿来的回哪去。那句天水话伏魔箴言一般给他钉了个死死的。

孙东旭的儿子孙科生在一个冬天。那一年冷极了，都冻透了。临产前大夫问孙东旭：“一会万一出事了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谁来签字？”孙科他妈蔡思源，别看平时蔫歪歪的任嘛也不干，水都得喂到嘴里，这会子一个打挺坐起来，惊叫道：“保大人！保大人！我来签字！”这段故事孙东旭常常演给孙科看，逗得他哭得死去活来。蔡思源就骂孙东旭，说他嘴里闲出鸟味，挑唆事儿。他们屋热闹极了，李玉声算是有福了，院子里别的老人都说：“老李积德，老李家人齐了。”

孙东旭在地下室那个和地面平齐的窗户上挂了个棉布帘子，从早上五点起，他家的半地下室里就会传出练钢琴的声音来。孙东旭当了民族交响乐团的指挥，但是他心思并不在乐团上，他从早到晚地盯着孙科练琴。他一直向孙科重复着那么几句话：“好好练琴，考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去，完了回来，全国的剧团，愿去哪儿去哪儿。”

孙东旭总是在给孙科出题，考听力。孙科在看动画片，美国的，俩动物玩命追，腿儿都跑成轮子了，一会儿，一个动物终于撵上另一个了，怀里掏出一八百斤的大锤来，李元霸似的，给另一个捶成纸片那么薄的，揭走了。孙科就乐，咯咯的。孙东旭上来，把电视闭了。拿出纸笔，让他把刚才的背景音乐谱子给默下来。错了也不挨揍，但是孙东旭显然有些失望的意思。

从此，孙科看动画片就多个心了，他很少再笑，小脸蛋上映着荧屏的光，闹出多大动静也就是那样，不笑。他只是等待着，有时孙东旭过来，闭了电视。孙科就立刻抄起纸笔，开始默谱子。

孙科从小就被看得死死的，没什么人跟他玩儿，他放风出去玩的时间都是分钟计的。孙科放出来，也就是看着大家玩，研究似的那种眼神，有比他大的孩子靠过来，他就吓得赶紧缩回单元里去。他太少露面了，院里孩子总以为他是别的院子的，在那个年纪，乱闯院子罪过大得跟偷渡似的，抓着了，往死里打。

钢铁厂东区的产能已经全面关停，盘根错节的管道自大雾的一头发端，拧几个花儿复又生长去浓雾的另一端了，它们偶尔叹出微弱的白烟，钢厂成为亡故巨人尚有余温的尸体。孙科常奔跑于其间，他爹总念叨长跑的好处，长跑好！有病能治病没病能强身，跑步就行了，去他妈的同仁堂。孙东旭常常将孙科拖到厂区外，自己穿厂而过在另一端抽着烟等他，直等到那个小人，头顶喷着热气穿过浓雾过来，就将他放到后座上，拉去上学。孙科奔跑在半废弃的厂区，煤山似乎影影幢幢起伏在黏稠的雾里，厂房大极了，他如同跑过一座废弃的史前神殿一样。他吓唬着自己，想象有人在雾的遮挡下要追杀他，他常把自己吓得惊叫起来，复又大笑，弄出带有回声的极大动静来，这是他每日不多的放纵。

孙科终于是长到了练琴和念书无法兼顾的年纪了。孙东旭烟雾缭绕地自己跟书房里悟了好几天，他决定，就退学吧。孙东旭和孙科一起坐在教务处门口的长凳上，等待着教务主任的接待。孙科突然拧过头来，他隐约感觉到这个决定的重要，他问孙东旭道：“爹，这样能行么？”孙东旭次感到了十足的压力，他说：“没问题诶，宝贝！”孙东旭作为一个文艺口的混子，他撒这个谎的时候觉得脸竟然有些僵，这么刃对刃地问，他对这个问题答案竟然心虚起来了。

什么行当都一样，拼到尖儿上那一撮，光是玩儿命卖力气怕是不够的。孙科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天赋。孙东旭带他去他爷爷孙国宏在北京的老哥们那里弹一曲，那位老前辈就留下了“还行，能听吧”这么一句话来。孙东旭心里生生疼出血来，“能听，还行吧”可是上不了柴院的，“能听，还行吧”是大年初二在亲戚家露一手的标准。

孙东旭急眼了，但是效果甚微。孙科应该是弹疲了，他缓慢地向着那个急迫的目标靠近着，他永远差那么一点。孙东旭不傻，他在地下室门外听得真真儿的，这孩子弹钢琴不会断句，背谱子死弹，没有任何感情，应该是对这个毫无兴趣了。他速度和准头儿都有，大曲听着也热闹极了，但是他人并不在这里，跟他看动画片似的。

在越来越频繁的罢弹和暴揍以及李玉声以自尽相要挟的制止之间，这个家庭几乎熄灭了。锅冷灶凉，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丧失了兴趣，只是迟滞地活着。转眼就是新年了，孙科早已没了看电视的资格，他只在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被获准看一两个小品。小品已经完了，他仍然无动于衷地坐在原处，母亲蔡思源开始敦促他：“披上件衣服，弹琴去吧，快，一会你爸又该急眼了。”孙科不为所动。劝到最后蔡思源终于还是没压住火：“当年就应该交罚款，生他妈两个，现在也不至于抓这个瞎。”这并没有刺激到孙科：“我但凡有个兄弟姐妹，你们能去照着他使劲的，我早跳楼了。”听到跳楼，孙东旭如遭电击，他把酒瓶掷向电视去，跳闸了。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浑身发抖，直到万箭齐发的烟火把房间照得通亮，它将每一个人的面孔标亮。他们对彼此的厌恶与自己的丑陋，在此刻都无处躲藏。孙科从烟缸里摸出一个烟蒂来，大大方方地将它点着。

第二天，生活照旧，孙东旭将孙科拉到钢厂，他在另一端等待孙科的到来，等跑完了他就拖着孙科练琴去。他点上烟，默默地站着。两根半，孙科一般就来了。三根见了底，他还是没能听见孙科的脚步。他朝远处打了一眼，看到孙科站在远处就这么看着他。他们对视良久，孙科背过身去，往别的地方走了。孙东旭丝毫没有追的意思，他落了烟头，踩灭了，依旧站在原地。

孙科是打出牌子不学了。孙东旭叫他搬出去，上李玉声那住去。老李全然无所谓，爱学不学呗，天塌下来，我重孙子吃饭能吃两碗就行。李玉声九十年代重新评了职称，退休金能养活四五个人，在团里算是老资格，还不能随便安排个差事么？孙科就算考不上柴院，在你民族歌舞团随便弹个曲儿，也不叫委屈你们团吧？退一步，不要编制了，开班教小孩弹钢琴还能吃不上饭了？老李想得很简单，六○年要是没饿死，以后就再也不应该饿死了，怎么还能活不下去呢？孙科最后当了个话剧团舞美的学徒工，做些什么道具，画画布景板之类的，他说最近几年不想再碰钢琴了。

孙东旭从半退休状态重回交响乐团的时候吓了大家一跳。在这之前他几乎是全职盯着孙科在练琴，而现在孙科是靠不住了，要走出青海，走出海石湾，只有靠他老孙自己了。上北京拿奖去，拿了奖，就能调动出去。这个目标十分明确，但是艰难到让人发笑。孙东旭重新列了演出大纲，排练曲目也换了个遍。团里现在大部分是新人，看见这些曲目就怯了，也许能玩得动的乐团成员也都是挂名吃饷的放养状态。孙东旭去一个一个地叫，人家不乐意了，合着你老孙想半退就半退，您老来了精神就要遛我们？那是门也没有啊。孙东旭不急，排练的时候大门敞开了演，谁不来座位就给他空着，排练的场子可是在文化厅对面啊，领导们来来去去，有的抽个冷子进来瞥一眼，看见乐团跟豁牙老太太啃过的玉米似的，当天就骂到团长脸上去了。孙东旭是个横不要命的主儿，他不过好了，咱们谁也过不好的名声算是跟团里立住了。

孙东旭必须全力以赴，机会最多给你一次就顶破天了。领导选送你去北京演出，你自己机灵点儿，兴许就能调动出去，演砸了给省上现眼了，那苦日子可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团里有位歌唱家，国家二级演员，领导来看她演出，决定选送事宜，据说还有中央的老几位。她也是自己活到头了，那会儿汽水还是新东西，她老想来上一瓶。她向所有人描述汽水的美妙：“甜着甜着！气泡撒，激着你，辣着辣着！”临上台前她给自己好好地来了两口，然后在一首描述盛世繁荣的高音主旋律歌曲中打出了一个美声的嗝，一个经由胸腹腔共鸣后“从眉心抛出去！让最后一排也能听见”的嗝。你还能怎么狡辩？“咱家这是改良呼麦？”除了冷宫，你还能去哪儿。

孙科就不一样了，他全面地放开了。这些年亏的，他都要玩回来，西宁的歌舞厅里全是他，不要命地玩儿。他也坏，常给话剧团捣乱。一出戏，刽子手，念“推出午门斩首”之类的词，英雄就要死了，很悲惨的事情。孙科发坏，在道具圣旨上画了个双乳及地的裸女。刽子手打开圣旨就愣住了，这没词儿啊，再一紧张就想笑，越紧张越想笑，嘴唇都快给咬下来了，大腿上一块肉生生拧成了辫子。最后文天祥怒斥刽子手，并质问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刽子手终于憋不住了，报以朗声大笑。文天祥蒙了，仰天大笑是我的戏啊，这还有抢的？那现在咱俩该谁砍谁？

孙科就跟着瞎胡闹，每晚玩到天蒙蒙亮。他一身酒气回来的时候常是孙东旭去排练场的时候，两人碰上了并不说话，错身各走各的。

孙东旭要排《魔王》，舒伯特的《魔王》，他要玩儿个邪的，藏语的《魔王》。那时候德国给奖最敞亮也愿意发邀请，艺术团体稍微有点意思的，德国都掏钱给请过去。只要能去北京，这个就能吸引德国人的目光，他孙东旭就能拿奖，就能调动。他算是魔怔了，从团员到后勤，从歌手到门口树上的鸟，没有他不骂个狗血淋头的。他要从石头里挤出奶来，他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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