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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王——献给我的父亲

文 / 慢先生

选自《花城》2018年第6期,责编 杜小烨,点击文末“阅读原文”即可购买纸刊。图 | Damien Tran

青海省歌舞剧团的大院里,孩子们正在楼下抓羊拐玩儿。孙国宏颤颤巍巍地爬上了苏联专家援建的剧院大楼。他攀上一个高塔,把拐杖撇了,冲下瞧着。终于他开口喊了:“小朋友!都走开!小朋友!都走开!”孩子们嘟嘟囔囔地四散开来,玩儿么,不咋呼就没劲,咋呼了可就得挨训,他们总被到处赶。孙国宏持续地喊着,都走开都走开。那是他作为一个前指挥家最后的一次所谓“调度”了。孙国宏一跃而下,结结实实地将自己拍扁在地面上。

静了场了,只有喇叭还在唱“两山迢迢隔大海,两家苦根紧相连”。人们纷乱但一言不发地围拢上前,看守孙国宏的小将们挤了一两个过来,他们面面相觑。

孙国宏的儿子孙东旭正是在这时走进了院子。他插着兜,脏脏的衣服上遍布脚印,显然是刚跟别人打过架,但他也没什么所谓,正兴高地向人群走来,准备仔细地凑个热闹。唱京剧的李玉声看见了他,就大喊:“给摁住咯,别让到跟前来!”院里的其他老街坊就要冲上去,预备将孙东旭摁住。他一见有人要捉他抹头就开始跑,他惹的事多极了,也是自己心虚,回头笑骂:“老几个还想逮我嘿?疯了心啦!”

孙东旭就没能见着他爸孙国宏最后一面。

孙国宏说是摔破了脑袋壳儿了,浆子淌得哪儿哪儿都是。当天虽然都铺上煤渣儿给铲走了,但是还是保不齐有没收拾到的,有人走夜路踩着了,觉着脚下滑,就吓得嗷嗷叫唤。孙东旭蒙着被子还是能听个真着,他爸又让人给踩了。

孙东旭这会已经没妈了,他就这么成了青海省歌舞剧团的孩子。谁家都给他口饭吃,但是没一家邀他住下,毕竟自己也还抹排不开呢。还是老青衣李玉声让他住了下来,李玉声的男人头了在北京的时候就给收拾死了,她在青海自己单过,想着添双筷子添个碗的就能把孙东旭养活大了。可孙东旭不争气呀,他老病。不是矫情,真是往奈何桥上窜的那么病。李玉声就抱着他去医院,一夜一夜。老李那点破家底儿早就给糟践完了,老李眼瞅着没米下锅,只能冲他哭问:“你是个鬼么?讨债的鬼么?”孙东旭急了,以为老李不要他了,就挣扎起来:“奶奶,我不是啊,奶奶。”他下床磕头,李玉声也不搀他,自己捂着脸,并不言语什么。

孙东旭但凡不病,就练身子,还没桌子高那会儿,就知道在院子里跑圈。饿得眼冒金星还是跑圈儿。一老一小就这么两相凑合着活,李玉声到底是把孙东旭拉扯大了。

1979年孙东旭终于高考去了西安音乐学院,大院里的街坊用竹竿挑了他的录取通知放了三四挂的鞭炮,孙东旭和李玉声都有些激动,孙东旭哭得尤其厉害。他觉得自己熬到头了,等毕了业就能调动走了,离开青海,离开这片涂满他父亲遗骸的院子。

当然,日子不能全遂了你孙东旭的愿啊,你算老几?孙东旭毕业后,省大分办(大专及以上学历毕业分配办公室)的一把手看了他的成绩单和履历,用他鼻音浓重的天水口音高呼起来:“这是个人才么!的人才么!”孙东旭算是栽了,省上不放人,哪儿来的回哪去。那句天水话伏魔箴言一般给他钉了个死死的。

孙东旭的儿子孙科生在一个冬天。那一年冷极了,都冻透了。临产前大夫问孙东旭:“一会万一出事了是保大人还是保小孩?谁来签字?”孙科他妈蔡思源,别看平时蔫歪歪的任嘛也不干,水都得喂到嘴里,这会子一个打挺坐起来,惊叫道:“保大人!保大人!我来签字!”这段故事孙东旭常常演给孙科看,逗得他哭得死去活来。蔡思源就骂孙东旭,说他嘴里闲出鸟味,挑唆事儿。他们屋热闹极了,李玉声算是有福了,院子里别的老人都说:“老李积德,老李家人齐了。”

孙东旭在地下室那个和地面平齐的窗户上挂了个棉布帘子,从早上五点起,他家的半地下室里就会传出练钢琴的声音来。孙东旭当了民族交响乐团的指挥,但是他心思并不在乐团上,他从早到晚地盯着孙科练琴。他一直向孙科重复着那么几句话:“好好练琴,考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去,完了回来,全国的剧团,愿去哪儿去哪儿。”

孙东旭总是在给孙科出题,考听力。孙科在看动画片,美国的,俩动物玩命追,腿儿都跑成轮子了,一会儿,一个动物终于撵上另一个了,怀里掏出一八百斤的大锤来,李元霸似的,给另一个捶成纸片那么薄的,揭走了。孙科就乐,咯咯的。孙东旭上来,把电视闭了。拿出纸笔,让他把刚才的背景音乐谱子给默下来。错了也不挨揍,但是孙东旭显然有些失望的意思。

从此,孙科看动画片就多个心了,他很少再笑,小脸蛋上映着荧屏的光,闹出多大动静也就是那样,不笑。他只是等待着,有时孙东旭过来,闭了电视。孙科就立刻抄起纸笔,开始默谱子。

孙科从小就被看得死死的,没什么人跟他玩儿,他放风出去玩的时间都是分钟计的。孙科放出来,也就是看着大家玩,研究似的那种眼神,有比他大的孩子靠过来,他就吓得赶紧缩回单元里去。他太少露面了,院里孩子总以为他是别的院子的,在那个年纪,乱闯院子罪过大得跟偷渡似的,抓着了,往死里打。

钢铁厂东区的产能已经全面关停,盘根错节的管道自大雾的一头发端,拧几个花儿复又生长去浓雾的另一端了,它们偶尔叹出微弱的白烟,钢厂成为亡故巨人尚有余温的尸体。孙科常奔跑于其间,他爹总念叨长跑的好处,长跑好!有病能治病没病能强身,跑步就行了,去他妈的同仁堂。孙东旭常常将孙科拖到厂区外,自己穿厂而过在另一端抽着烟等他,直等到那个小人,头顶喷着热气穿过浓雾过来,就将他放到后座上,拉去上学。孙科奔跑在半废弃的厂区,煤山似乎影影幢幢起伏在黏稠的雾里,厂房大极了,他如同跑过一座废弃的史前神殿一样。他吓唬着自己,想象有人在雾的遮挡下要追杀他,他常把自己吓得惊叫起来,复又大笑,弄出带有回声的极大动静来,这是他每日不多的放纵。

孙科终于是长到了练琴和念书无法兼顾的年纪了。孙东旭烟雾缭绕地自己跟书房里悟了好几天,他决定,就退学吧。孙东旭和孙科一起坐在教务处门口的长凳上,等待着教务主任的接待。孙科突然拧过头来,他隐约感觉到这个决定的重要,他问孙东旭道:“爹,这样能行么?”孙东旭次感到了十足的压力,他说:“没问题诶,宝贝!”孙东旭作为一个文艺口的混子,他撒这个谎的时候觉得脸竟然有些僵,这么刃对刃地问,他对这个问题答案竟然心虚起来了。

什么行当都一样,拼到尖儿上那一撮,光是玩儿命卖力气怕是不够的。孙科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有天赋。孙东旭带他去他爷爷孙国宏在北京的老哥们那里弹一曲,那位老前辈就留下了“还行,能听吧”这么一句话来。孙东旭心里生生疼出血来,“能听,还行吧”可是上不了柴院的,“能听,还行吧”是大年初二在亲戚家露一手的标准。

孙东旭急眼了,但是效果甚微。孙科应该是弹疲了,他缓慢地向着那个急迫的目标靠近着,他永远差那么一点。孙东旭不傻,他在地下室门外听得真真儿的,这孩子弹钢琴不会断句,背谱子死弹,没有任何感情,应该是对这个毫无兴趣了。他速度和准头儿都有,大曲听着也热闹极了,但是他人并不在这里,跟他看动画片似的。

在越来越频繁的罢弹和暴揍以及李玉声以自尽相要挟的制止之间,这个家庭几乎熄灭了。锅冷灶凉,人们对任何事情都丧失了兴趣,只是迟滞地活着。转眼就是新年了,孙科早已没了看电视的资格,他只在春节联欢晚会的时候被获准看一两个小品。小品已经完了,他仍然无动于衷地坐在原处,母亲蔡思源开始敦促他:“披上件衣服,弹琴去吧,快,一会你爸又该急眼了。”孙科不为所动。劝到最后蔡思源终于还是没压住火:“当年就应该交罚款,生他妈两个,现在也不至于抓这个瞎。”这并没有刺激到孙科:“我但凡有个兄弟姐妹,你们能去照着他使劲的,我早跳楼了。”听到跳楼,孙东旭如遭电击,他把酒瓶掷向电视去,跳闸了。人们在黑暗中坐着,浑身发抖,直到万箭齐发的烟火把房间照得通亮,它将每一个人的面孔标亮。他们对彼此的厌恶与自己的丑陋,在此刻都无处躲藏。孙科从烟缸里摸出一个烟蒂来,大大方方地将它点着。

第二天,生活照旧,孙东旭将孙科拉到钢厂,他在另一端等待孙科的到来,等跑完了他就拖着孙科练琴去。他点上烟,默默地站着。两根半,孙科一般就来了。三根见了底,他还是没能听见孙科的脚步。他朝远处打了一眼,看到孙科站在远处就这么看着他。他们对视良久,孙科背过身去,往别的地方走了。孙东旭丝毫没有追的意思,他落了烟头,踩灭了,依旧站在原地。

孙科是打出牌子不学了。孙东旭叫他搬出去,上李玉声那住去。老李全然无所谓,爱学不学呗,天塌下来,我重孙子吃饭能吃两碗就行。李玉声九十年代重新评了职称,退休金能养活四五个人,在团里算是老资格,还不能随便安排个差事么?孙科就算考不上柴院,在你民族歌舞团随便弹个曲儿,也不叫委屈你们团吧?退一步,不要编制了,开班教小孩弹钢琴还能吃不上饭了?老李想得很简单,六○年要是没饿死,以后就再也不应该饿死了,怎么还能活不下去呢?孙科最后当了个话剧团舞美的学徒工,做些什么道具,画画布景板之类的,他说最近几年不想再碰钢琴了。

孙东旭从半退休状态重回交响乐团的时候吓了大家一跳。在这之前他几乎是全职盯着孙科在练琴,而现在孙科是靠不住了,要走出青海,走出海石湾,只有靠他老孙自己了。上北京拿奖去,拿了奖,就能调动出去。这个目标十分明确,但是艰难到让人发笑。孙东旭重新列了演出大纲,排练曲目也换了个遍。团里现在大部分是新人,看见这些曲目就怯了,也许能玩得动的乐团成员也都是挂名吃饷的放养状态。孙东旭去一个一个地叫,人家不乐意了,合着你老孙想半退就半退,您老来了精神就要遛我们?那是门也没有啊。孙东旭不急,排练的时候大门敞开了演,谁不来座位就给他空着,排练的场子可是在文化厅对面啊,领导们来来去去,有的抽个冷子进来瞥一眼,看见乐团跟豁牙老太太啃过的玉米似的,当天就骂到团长脸上去了。孙东旭是个横不要命的主儿,他不过好了,咱们谁也过不好的名声算是跟团里立住了。

孙东旭必须全力以赴,机会最多给你一次就顶破天了。领导选送你去北京演出,你自己机灵点儿,兴许就能调动出去,演砸了给省上现眼了,那苦日子可就不是一天两天了。团里有位歌唱家,国家二级演员,领导来看她演出,决定选送事宜,据说还有中央的老几位。她也是自己活到头了,那会儿汽水还是新东西,她老想来上一瓶。她向所有人描述汽水的美妙:“甜着甜着!气泡撒,激着你,辣着辣着!”临上台前她给自己好好地来了两口,然后在一首描述盛世繁荣的高音主旋律歌曲中打出了一个美声的嗝,一个经由胸腹腔共鸣后“从眉心抛出去!让最后一排也能听见”的嗝。你还能怎么狡辩?“咱家这是改良呼麦?”除了冷宫,你还能去哪儿。

孙科就不一样了,他全面地放开了。这些年亏的,他都要玩回来,西宁的歌舞厅里全是他,不要命地玩儿。他也坏,常给话剧团捣乱。一出戏,刽子手,念“推出午门斩首”之类的词,英雄就要死了,很悲惨的事情。孙科发坏,在道具圣旨上画了个双乳及地的裸女。刽子手打开圣旨就愣住了,这没词儿啊,再一紧张就想笑,越紧张越想笑,嘴唇都快给咬下来了,大腿上一块肉生生拧成了辫子。最后文天祥怒斥刽子手,并质问道:“人生自古谁无死?”刽子手终于憋不住了,报以朗声大笑。文天祥蒙了,仰天大笑是我的戏啊,这还有抢的?那现在咱俩该谁砍谁?

孙科就跟着瞎胡闹,每晚玩到天蒙蒙亮。他一身酒气回来的时候常是孙东旭去排练场的时候,两人碰上了并不说话,错身各走各的。

孙东旭要排《魔王》,舒伯特的《魔王》,他要玩儿个邪的,藏语的《魔王》。那时候德国给奖最敞亮也愿意发邀请,艺术团体稍微有点意思的,德国都掏钱给请过去。只要能去北京,这个就能吸引德国人的目光,他孙东旭就能拿奖,就能调动。他算是魔怔了,从团员到后勤,从歌手到门口树上的鸟,没有他不骂个狗血淋头的。他要从石头里挤出奶来,他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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