猎巫 史 就是一部女性的受难史小说「历史上的巫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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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 斯泰西·希夫
摘编 | 徐悦东
提起“猎巫”运动，很多人会想起欧洲中世纪。成千上万的女性被指控为“巫师”，惨遭火刑。在1692年的北美小镇，就曾发生过一起“猎巫”事件。这场“猎巫”事件直接影响了我们今天对“猎巫”一词的认知和使用。
那年冬天，在波士顿附近的塞勒姆，一位牧师的外甥女开始抽搐、尖叫，随后他的女儿也陷入同样的状态。很快，大家就把这种现象指向“巫术”。恐慌蔓延到整个马萨诸塞殖民地，所有人都卷入了这场恐怖的猎巫运动中，邻人之间互相指控，亲子之间互相出卖，牧师、高官和富绅也难逃一劫。这场运动持续九个月，二十多人因此惨死，有近两百多人被控为巫师。等风波平息后，塞勒姆仿佛淡忘了此事。但是，这场“猎巫”运动消解了新英格兰地区的神权统治，对美国日后的政治和宗教思想、司法和流行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就认为塞勒姆事件是美国丑恶的污点。每当美国社会动乱的时候，这场“猎巫”运动就阴魂不散。
从十九世纪以来，有关塞勒姆“猎巫”运动的解释有许多。在1953年，在麦卡锡主义甚嚣尘上的时候，排外的恐怖气氛笼罩着美国，指控和监禁成为家常便饭。剧作家阿瑟·米勒在那年出版了经典巨作《塞勒姆的女巫》（The Crucible），深刻地讽刺了当时美国对左翼的迫害，使得塞勒姆事件深入人心。此后，“猎巫”一词便成为政治迫害的代名词。以至于到现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受批评时都会用“猎巫”来辩护。因为“猎物”运动受害者大多是女性，猎巫史就是一部女性的受难史。因此，塞勒姆事件还是阿特伍德写《使女的故事》的灵感来源。
在厌女情绪蔓延和政治正确运动的激进化的时代，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塞勒姆这场“猎巫”运动。普利策奖得主斯泰西·希夫对塞勒姆事件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并出版了《猎巫》一书，试图还原当时的现场。此书被誉为美国版的《叫魂》。以下经出版社授权，摘选自《猎巫》。
《猎巫》， [美] 斯泰西·希夫著，浦雨蝶 / 梁吉译，新经典文化|文汇出版社2020年7月版
惊惧的病症
1692年，在马萨诸塞湾殖民地，十四个女人、五个男人和两条狗因为巫术被处死。巫术是在1月突然出现的。第一次绞刑发生在6月，最后一次在9月；随后，那里便陷入一片死寂。对幸存者来说，使人难堪的不是巫术的诡诈，而是司法监管的拙劣。有些人似乎真的是被无辜绞死，而真正的罪犯却逍遥法外。誓言总有被遗忘的一天，把这九个月置之脑后似乎是对待它的最佳方式。这种方式也确实奏效了，却只维持了一代人。从那以后，塞勒姆不断地萦绕在我们脑际——它是所有美国人的噩梦，是捕风捉影又添油加醋的小报故事，是我们过去的反乌托邦篇章。如同明灭闪烁、哔剥作响的残烛，它在美国历史和文学作品中晃动着身影，若隐若现。
没人被烧死在火刑柱上，也没有接生婆丧生。先登场的是一名伏都教徒，由一位19世纪的历史学家陪着；接下来是一名流淌着一半黑人血液的奴隶，伴随他的是朗费罗；最后便是阿瑟·米勒的林中咒语了（有一部电影还真展现了鸡血和沸水翻腾的大锅）。在故事中，学识比无知发挥了更大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真有五十五人承认自己实施了巫术。在被处以绞刑的人中，还有一位牧师。尽管我们无从得知具体有多少人被指控“邪恶、蓄意和残忍地”参与巫术，可在人心惶惶的巫术案结案前，人们在二十五个村庄和城镇中找到了一百四十四至一百八十五名巫师，他们均有名有姓。据说，在马萨诸塞上空飞翔过的巫师就超过七百名。而受指控的巫师更是数不胜数，连目击者都分辨不清。后来，即使是细心的编年史家也会错把一位原本无关的女性归到飞行女巫的行列。
最年幼的女巫仅五岁，最老的几近八十。女儿指控她的母亲，母亲转而指控外祖母，而外祖母则控告了一位邻居和一位牧师。妻子告发丈夫，女儿告发父亲。还有，丈夫把妻子拉下水，侄子构陷姑母，女婿连累岳母，兄弟姊妹亦相互指控。在这场危机中，只有父亲和儿子能安然无恙地挺过去。曾有一位女性前往塞勒姆自证清白，却在傍晚前就被戴上镣铐。在安多弗这个受影响最严重的地区，每十五个人里就有一人遭到指控。镇上的老牧师发现，自己与至少二十名巫师有牵连。连鬼魂都逃出坟墓，在法庭飞进飞出，比巫师更让人紧张不安。这起事件涌现出一些问题，勾起了我们不可触碰的恐惧：谁在阴谋暗害你？你会是个巫师，自己却浑然不知吗？无辜的人也会有罪吗？夏末时分，人们不禁想问，还有人会自认为安全无虞吗？
塞勒姆女巫博物馆的照片
马萨诸塞湾殖民地——自建立起只历经三代——何以成为这样一个黑暗之地？用以解释塞勒姆巫师审判的理论，几乎与解释肯尼迪遇刺案的一样多。这个我们历史上的第一个真实犯罪故事起于诸多原因：塞勒姆在代际、男女、贫富、教派和阶级等方面的种种冲突；从英格兰带来的地域敌视；食物中毒事件；严寒气候下的宗教狂热；青少年的歇斯底里；欺诈、税收及阴谋；政治动荡；印第安人的袭击及其带来的创伤；当然还有人归罪于巫术本身，而无视上述更为合理的看法。你也可以怪罪大气条件或天气：在历史上，对巫术的指控通常会在晚冬剧增。那些年间，不同派系的人都充当过反派角色，只是有些人扮演得更让人信服。塞勒姆的村民也在搜寻这些“罪犯”，试图解释是什么引得携带逮捕令的治安官来到这里敲打房门。对于将犯罪归因于巫术这种神秘现象的思维模式，村民们不比我们了解多少：它涉及借贷纠纷、交头接耳的憎恨、长期累积的怨恨，以及几乎被遗忘的厌恶情绪。甚至在当时就有人清楚塞勒姆这个故事背后另有玄机，其潜台词就像莎士比亚笔下的玩笑一样让我们捉摸不透。
塞勒姆就是笼罩在美国上空的一小块恐怖夜幕，它代表了我们光明历史中为数不多的黑暗时刻：烛火被吹灭，所有人都在黑暗中摸索，精彩故事就此开演。这恐怖的短暂时刻极易被人夸大歪曲——唯独这场悲剧被年复一年地纪念，尽管人们所关注的与事件的真相没多大关系——也极难被人所理解。事件过程犹如密室推理，让我们不可抗拒地一次次重返整个话题。三百年来，我们仍然没有完全看透马萨诸塞这九个月的历史。如果我们更了解塞勒姆，或许就不会那么在意它，我们无法解开的谜团就是：起初，是什么使他们陷入了巫术恐慌？让我们夜不能寐的，有时是我们的良心发现，有时则是我们心底的秘密，有时是我们的恐惧，而让我们恐惧的故事常常变换着版本。如同17世纪的女巫之于村民，让我们如坐针毡、肌如针刺、不能喘息的，往往是隔壁屋里悬而未决的谜案。
1692年，新英格兰的人口也就刚够坐满今天的洋基体育场。几乎每个人都是清教徒。那些家庭因信仰而遭受迫害，漂洋过海，远走北美，正如一位卷入巫术案的牧师所说，他们来这里追求“更纯洁而没有危险的信仰”。他们相信宗教改革不彻底，英国国教也不够纯粹，他们打算在北美完成改革。他们承担着上天的使命，希望重新开创历史；他们具有从头建立文明的优势——1689年，一位牧师将这种文明称作“英国人的新以色列”。不信奉国教的新教徒是双重的异见者，前后反叛过两次。这使他们不受待见。他们倾向于分裂出不同宗派，发表强硬观点，显露义愤填膺的态度。就像任何受压迫的人一样，他们用冒犯自己的东西定义自身，这赋予了新英格兰坚毅的特点，也有人认为这哺育了美国的独立。作为严格的加尔文教徒，他们千里迢迢来到此处，遵从自己的意愿寻求信仰；他们无法忍受与自己行事相左的人。他们殷勤热忱，处事泰然，极其善于逻辑，并不完全像今天的美国人，和这片大陆上以往的文化也不同属一类。
美剧《塞勒姆》剧照。塞勒姆女巫已成为流行文化的IP。
曾有个游客宣称新英格兰人“无论讨价还价，还是开玩笑，最后都必然要背诵一段《圣经》，虽说有些夸张，但也离事实差不太远。如果新英格兰人的家中只有一本书的话——当然，也一定会有——这本书必然就是《圣经》。这些早期的现代美国人能在《圣经》的文本及意象中思考、呼吸、做梦、自律、易物和发呆痴想。为了追求一位美丽的寡妇，巫术案法官塞缪尔·休厄尔曾用讲经中的词句来表白，对方则引用使徒保罗的话拒绝了他。新罕布什尔的副总督引用《哥林多书》的话抱怨人民宁愿饿死他也不给他工资，他的选民则用路加的话来反击。因土地纠纷而激烈争论时，坎布里奇人可能会说出施礼者圣约翰的话。一个犯人在自我辩护中会引用《申命记》第十九章第十九节。当有人毫无防备地躺在床上，被一只飞到窗口的夺命猫扼住喉咙、压伤胸膛时，他就会向圣父、圣子和圣灵祈求以吓走它。随即，这动物便跃到地上，跳出窗户，而他推断那是暴躁的邻居披着猫的外皮前来造访。在另一个村庄，一名车匠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太阳刚刚落山时，空气潮湿，刮着大风，一只黑狗突然扑向他的喉咙。车匠手中的斧头竟毫无用处，逃命时全靠念上帝的名字才躲过一劫。
新世界沿袭了旧世界的形式，又与它有着重要的差异。从玛莎葡萄园岛延伸到新斯科舍，再到今日的罗得岛州、康涅狄格州、新罕布什尔州和缅因州的部分地区，《圣经》共同体已延伸至荒野的边界。从一开始，它就与美国的另一要素纠缠不清：魔鬼般的野蛮人，后院里深肤色的恐怖分子。哪怕是殖民地中不那么偏远的居民点都觉得自身很脆弱。一场暴风雨把塞勒姆最好的房屋的屋顶掀翻，而屋子里还有十个人正在睡觉。连容纳着会众的教堂也摇摇欲坠。早期的美国人不仅住在边远地区，在许多事上也落后于时代。一位外国君主能在前一分钟死亡，后一分钟又复活过来，可见消息是多么不可靠。马萨诸塞湾的居民并不总是清楚他们效忠于谁。1692年的时候，他们弄不清政府的任期。此前，他们已连续三年不受任何政府管控，直到1691年底新特许状的颁布才结束这一状况。在一年中，他们有三个月的时间不能确定自己生活在哪一年。因为教皇批准了公历的使用，而新英格兰却抵制公历，固执地继续以3月25日作为新年的起始。（巫师们第一次在塞勒姆袭击受害民众时，北美处于1691年，而欧洲已是1692年。）
新英格兰人居于偏僻之地，他们的房内昏暗阴沉、烟雾迷蒙，唯有炉火透着光亮，但也正因如此，那里的人们听觉更为敏锐，感受更加强烈，想象更为生动，神圣和神秘的事物都在此处发荣滋长。早期美国人的恐惧和幻想与当代人相差无几，尽管他们眼中的女巫与我们今天想象的尖帽女巫的区别，就像真实的索马里海盗和胡克船长的区别一样大。然而，他们身处的黑暗是截然不同的黑暗。新英格兰上方的天空是乌鸦般的黑色，油漆般的黑色，《圣经》般的黑色，以至于人在路上寸步难行，一排树木可能自由地移动到另一处；在黄昏时，你可能会被一头狂躁的黑猪追赶，身上血迹斑斑，分不清方向，只得匍匐着回家。在17世纪的马萨诸塞，眼镜还十分罕见，烈性苹果酒却是人们首选的饮品。在塞勒姆的审判庭上，就算是深思、虔诚而颇具学养的新英格兰人，有时听上去还是像处于轻度幻觉一样。
在整个新英格兰，很难找到不相信超自然事物存在的人，超自然现象同撒旦一道渗透进他们的文化当中。他们中的多数人都有故事向你诉说，就像今天的许多人一样。我们都曾撞见过诡秘之事，哪怕并不信奉。巫术危机过去一年后，科顿·马瑟这位美洲最有学识的人出访塞勒姆。在那里，他丢失了布道的笔记，一个月后，这些笔记被发现散落在邻镇的街道上。科顿便推断是恶魔的代理人偷走了它们。人们不会怀疑巫术的真实性，就像他们不会质疑《圣经》字面上的真理一样；如果怀疑，那就是在质疑正午耀眼的太阳。除了信仰，巫术还有一个举足轻重的作用。那些惹人讨厌、令人困惑、让人蒙羞的事物都溶解在这口大锅里。除了夺命猫，它亦解释了不幸与恐怖，解释了孩子为何患病、黄油为何腐臭。一位丈夫耸了耸肩表示，还有什么能让他妻子手臂上出现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呢？
我们可以从现代人的角度解释一些困扰17世纪新英格兰人的事物，但仍有些无法解释。我们自己也曾相信许多事物——牙仙，冷核聚变，吸烟的好处，免费午餐——最后发现它们并不存在。我们都怀有荒谬的信念，只是还不清楚到底是哪些。此外，众所周知，我们更喜欢阴谋而非事实；我们否认眼前的证据，赞成虚妄的想法；我们以理性之名行疯狂之事；我们极易从正直坦率滑入自命不凡；我们将私人恩怨投入公共水井；我们沉浸在小小的错觉之中。我们都相信别人除了整天暗算自己，就没有别的事情可做。17世纪的世界看上去让人无法理解，可与自动化、透明化、不断程序化的现代世界并无二致。
我们虽然不会认定是恶魔偷走了我们的笔记，但每天也会感到困惑，也从困惑中持续获得乐趣。我们仍然乐于听闻这样的故事：当闪电击中正在做祷告的人，它带走了《圣经》中的《启示录》章节，却丝毫没有损坏其余部分。即便是无法达到清教徒精神高度的人，也会被马瑟所说的“惊惧的病症”所影响。我们总是渴望着奇迹的出现；我们仍希望世上还存在着超越我们认知的事物。我们希望找到我们拥有却不自知的神秘力量，就像桃乐茜被葛琳达告知脚上的红宝石鞋具有魔力。事关女性时，我们总希望她们只在危急关头施展魔力：最佳女主角往往最出人意料。在审判的前后，新英格兰传颂着勇敢女性的动人故事，传颂着女人们在印第安人攻击下展现出来的英勇。那些俘虏叙事文学作品为巫术提供了一个样板。我们每个人也都拥有自己的俘虏叙事文学，我们今天称它们为“回忆录”。有时候，我们是自己思想的俘虏。某种程度上，塞勒姆这个故事正讲述了当无法回答的问题与不容置疑的回答碰撞时会发生什么。
塞勒姆女巫审判
塞勒姆危机中充满变身的人类、奇异的飞行、草率的祈求、受难的仆人、恶毒的后母、被下蛊的干草和被施法的苹果，因此也像17世纪另一种文学类型：童话。它发生在荒野上——在那里，猎人受命取你肝肺时才会带你去；在那里，狼群会跟随着你回家。塞勒姆所触及的事情如梦幻般奇异，但绝非子虚乌有；它的核心是未满足的愿望和未明说的焦虑，是关于性的潺潺暗流和原始恐慌。它在离奇和荒谬之间那片梦一般的沃土上徐徐显现。先前也有过新英格兰女巫被审判，但没有一个案子是由着了魔的少女和女孩所引起的。和童话一样，女人——意志坚强的女人和胆小顺从的女人，正直的妇女和任性的少女——在塞勒姆这个故事里也举足轻重。占据绝对数量的被告女性中迸发出令人不安的女性力量，塞勒姆的故事包含了对这种力量不言而喻的敬意。一群被剥夺了公民权利的年轻女子引发了这场危机，展现出谁也无法遏制的力量，至今仍令人惶然。女性身处险境的故事转变为有关险恶女人的故事，或许与这种力量有关。
在这些童话中，女性扮演的是反派角色——若你骑着代表卑微的家务职责的扫帚飞走，藐视社区的界限和万有引力定律，你还有什么好狡辩？——而这些童话同样受到青春的支配。塞勒姆在每一层面上都与青春期密切相关，在这个极端的年纪，既脆弱又坚强的我们漫不经心地在理性和疯狂之间兜兜转转，对宗教和超自然事物兴趣高涨。这场危机始于两个女孩，并且很快就牵扯到一帮青少年，人们认为她们被素未谋面的人施了魔法。女孩们来自一个强烈要求自治的村庄，一个自身还在痛苦挣扎中成长的殖民地。多年来，英王都想要强化其在新英格兰的权威，而马萨诸塞的领袖——包括几位未来的巫术案法官——前不久才颠覆了它。他们有充分的理由要求英国人保护他们免遭印第安人的劫掠和法国人的诡计。但是，这些定居者在哀叹自身的脆弱时——他们是“孤儿殖民地”——也在憎恨监管。从一开始，他们便做好了应对英国干预的准备。当它到来时，他们发誓抵制这种干预，而到真的遭受牵制时，他们自觉受到羞辱。他们和祖国的关系演变成接连不断的争执；有一段时间，本该保护殖民地居民的人却似乎是要迫害他们。（相比之下，伦敦方面则认为新英格兰人“既暴躁又敏感”。）马萨诸塞的官方机构也遭受着另一种焦虑的困扰，这种焦虑将会对1692年的事件起到一定作用。每一次，他们带着钦佩回首神圣共同体的创建者，赞美那最伟大的一代人时，他们自己就变得渺小一点。
历史的真相会随着时间而水落石出。但人们对塞勒姆真相的了解充其量也只是捕风捉影，而且还添油加醋，使其面目全非。清教徒热衷于记录历史，不喜欢事情被人遗忘。但在1692年中期，如果你从现存的档案来看，马萨诸塞没有人——包括最狂热的日记作者——习惯记日记。塞缪尔·威拉德教士的《神性全览》（Compleat Body of Divininty）——这部纲要过长以至于新英格兰没有出版社能将它印刷成书——意外地跳过了从4月19日到8月8日的历史。在1691年或1693年的部分，威拉德没有省略任何月份。1692年夏天，一位受人尊敬的塞勒姆牧师给长子写信，说他的妹妹被她可恶的丈夫抛弃了。可牧师没有提到，她也恰好因巫术指控而被拘留。在追求显贵的道途中，二十九岁的科顿·马瑟主要居于波士顿，但之后他在塞勒姆住了很长时间，以至于把自己都带进故事里。1692年，他的日记多为事后所写。我们眼前的塞勒姆，因17世纪的删改而满面疮痍，又被19世纪的胡编乱造所装饰。在正义缺席时，我们倾向于重新审视国家的裂痕，而有些区域对此的热情比其他区域更高。（1860年前后，美国南方地区最热衷于讨论马萨诸塞的过失，除了曾在1707年左右囚禁一位女巫一年多的南卡罗来纳州。）犹太大屠杀使玛丽恩·斯塔基在1949年关注塞勒姆巫术案，而后者的创作则给了阿瑟·米勒在麦卡锡危机之初写《塞勒姆的女巫》的灵感。除了米勒，纳撒尼尔·霍桑的创作也大量借用塞勒姆的故事。
美剧《塞勒姆》剧照。
现在，当年巫术审判案的开展已经无迹可寻。我们知道有很多场审判，但没有它们的记录；留给我们的只有初步的材料——证词、诉状、供状、请愿书——以及两张死刑执行令。塞勒姆的记录簿被摧毁了。当时的北美殖民地还没有报纸流通。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尽管那些被施咒的人吸引了全神贯注的观众，但他们具体说了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我们只能从法庭记录员那里了解他们的话，然而记录员做事不周、怀挟偏见，有时甚至不当庭记下所听到的陈述。他们破坏被告的发言，对原告也同样不上心，没有将他们的所有陈述都记录在案。我们只有少数预审听证的记录。证人们草草说完证词，法庭里一片混乱，观众也不可能听清。他们很难确切地辨别那些话语出自谁口。记录员很快就放弃如实记录，仅是添油加醋地做些概括。有个记录员只提到一名被告“言行举止充满邪恶”。还有个记录员停下自己的工作，大喊一名嫌疑犯为骗子。一段时间后，法庭记录中不再详述被告人的抗辩，因为人们认定被告要不了多久就会因崩溃而招供。这导致了另一个问题：证词是经过宣誓作出的，但证词中也满是荒诞事，除非你恰好相信——有一位女士在供认中发誓说自己只道真相，完完全全的真相，除了真相外别无他物——她与教会执事及另外两个人乘着木棍飞去参加了邪教的洗礼，而在上个星期一，她在自己的果园里与一只邪恶的猫商议后，带着她的牧师的魂魄一道飞行。证词前后由上百位记录员记下。他们当中很少有人受过此类训练，记录的水准时好时坏、令人恼火。即使记下回答，他们也不总是费心去记问题，虽然我们很容易推断，当面对一生中会遇到的最威严的三个人，一个十九岁的女孩大喊“我说！我说！”继而对使用巫术供认不讳时，她面临的是什么问题。
指控者混淆了嫌疑犯；后来，记录者又进一步把他们混为一谈。一些人还被记成了相同的名字。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只能从那些令人难堪的审讯中瞥见个体的存在，而这些审讯通常由反感被告的人所记录，他们还会在一些案件中充当证人。我们对被告所知甚少，只知道她们被控施用巫术或是招认了这一罪状。在这一点上，她们也像童话人物一样，因为我们仅能从唯一的细节认出她们——穿着的癖好，言语措辞，或是一次内心的震颤。这使我们勾勒出了她们单调的特征：玛丽·沃伦美貌迷人；阿比盖尔·霍布斯不知廉耻；乔治·雅各布斯幽默快活，塞缪尔·帕里斯则相反。我们想要那些涉案的人告诉我们什么？她们供认自己在空中飞行或闷死邻居；或是指证一个神志清醒、坚称自己对巫术一无所知的女人；或是与被定罪的男巫共处一个牢房；或是站在绞架旁，看到被她们指控施用巫术的男人快咽气时还在坚称自己的清白——在这些时候，她们在想些什么呢？塞勒姆的恶魔身在何方、又在干什么勾当呢？有些人到死都相信女巫确实存在，他们又是如何找到力量抵抗住恶毒的指控？是什么让他们觉得巫术虽可能是真的，但审判却是假的呢？他们的故事从一个小事件开始越滚越大，意义远超广为流传的篝火传说，也绝不仅仅是通往《宪法》途中的一次哥特式撞鬼事故。猎巫运动成了一个蛛网遍布、众人参与的警世寓言，正如一位在这场危机中格格不入的牧师所言，它提醒着人们：极端的正确会在无意间沦为极端的错误。
很多事情我们不得而知：两个互相指控对方施展巫术的人是如何在同一间狭小牢房里连续相处数月？如果她们是母女关系又会怎样呢？鬼魂和幻影有什么不同？以下三种情况哪种更恐怖呢：你家门上响起一阵敲门声；巫术出现在你的家中；你判处绞刑的男人或许根本不是巫师？我们一遍遍回溯他们的话语，想要从清教徒干瘪的散文和紧闭的嘴中获得答案，解开一段插曲的含义；这段插曲源于寓言，又突然变成——如同一本惊人的立体书——炽热的历史，而这只是为了重新变回寓言。我们寄托在祷词、咒语、书籍中的希望是一样的：如果我们能以正确的顺序整理他们的话语，那么地平线就会明亮起来，我们的视野也会更加开阔，而且——不确定性得以缓和——一切都会尘埃落定。
摘编｜徐悦东
编辑｜张婷
校对｜李项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