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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佶不是个俗人。

这里说他不俗，不仅因为他是皇帝，而是因为他高深的艺术造诣。赵佶书法挺拔秀美，世称“瘦金体”。瘦劲却毫无寒吝之气，在不经意间还流露出一种普通文人难以企及的雍容华贵。今人在临摹瘦金体的时候，最难把握的就是这种韵味。赵佶在艺术领域涉猎甚广，诗词琴画皆能，远远超出了一个皇帝所应具有的艺术素养。在他的手中再度兴盛了宫廷画院，史称“宣和画院”，对后世影响深远。如果从艺术家的角度去看徽宗，他无疑是出色的，但用一国之君的标准去衡量，赵佶治理国家的水平与实际的需要是有相当距离的，既当艺术家又要做皇帝毕竟不易。但世人在诟病赵佶误国误民的同时，也别忘了他几乎以一人之力，支撑起了小半个宋代的优雅。

宋徽宗

高深的艺术修养造就了他不同寻常的鉴赏力。徽宗不仅着力于当朝的艺术，对于高古器物也钟爱有加，在他的督促下编撰出一本《宣和博古图录》，记录了宋代宫廷青铜器的收藏，图文并茂，使得后世能够在考古学兴起之前系统研究鉴赏青铜器成为可能，在今天这本书也是青铜器研究的重要资料。

宋哥窑双鱼耳炉，故宫博物院藏，《两宋瓷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上海科技出版社2013年出版

徽宗对瓷器也有着独特审美。大宋治下各地的瓷器精品都出现在帝都殿宇内的几案之上，其中就有以白釉著称的定窑，定窑白瓷如银胜雪带着牙雕般的色泽，绝对有资格得到君王的宠溺，可是宋徽宗又慢慢不喜欢定窑瓷器了。据南宋叶寘《坦斋笔衡》记载，是因为定窑“有芒不堪用”。“芒”是定窑采用覆烧工艺时在圆器口沿留下的一周粗涩的露胎痕迹，即便加上金属镶口也会影响感官。还有人说“芒”是指定窑瓷器白色光芒耀过于眼刺目，总之是皇帝不喜欢了，那就得另行烧造。据史料记载，徽宗下令在“京师自设官窑”，也命令汝州烧造瓷器，从今日的传世实物来看，这两个窑口烧造的均是青瓷，艺术风格完全不同于唐至五代时期，釉层秀润、玉质感很强，最明显的变化就是集中出现了模仿古代铜器造型的器物。这一看似寻常的举动，不仅使赵佶对高古铜器的喜爱延伸到了瓷器之上，甚至改写了整个中国陶瓷艺术史。此后数百年间，模仿高古器物造型成为陈设玩赏瓷器的不二选择，宋代的艺术也多了一个雅致的注脚。

宋哥窑双耳三足炉，故宫博物院藏，《两宋瓷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上海科技出版社2013年出版

但雅致并不能保证江山的稳固，金人入主中原，朝廷被迫南渡，赵氏子孙也体会到了辞庙之日的仓皇，昔日故都的繁华，变成了《东京梦华录》中的回忆。南渡是不得已的，那些精美雅致的器物也连同江山一并舍弃了。南渡之初宋高宗曾感叹：“朕在藩邸，尤用黑漆床，渡江以来，止用白木”，皇帝用的是露着白花花木茬没有漆水的家具，器用匮乏以至于落魄至此。偏安之后国力稍复，朝廷就在杭州设立了官窑，烧造出的器物大多是模仿高古铜器，炉鼎彝尊应有尽有，故都瓷器的艺术精神执着地显现出来。此时的龙泉窑也达到了艺术顶峰，南宋官窑与龙泉窑的精品瓷器釉色温润、优美典雅，造型上的共同的特征就是模仿高古铜器风格，鬲式三足炉几乎成为南宋龙泉窑的标志。

宋哥窑双耳三足炉，故宫博物院藏，《两宋瓷器——故宫博物院藏文物珍品大系》上海科技出版社2013年出版

赵佶治理国家是失败的，后世帝王自然无人愿意效仿，但是他对古铜器造型的喜爱，不仅被自己的子孙承袭，也在数百年后让另一个皇帝成为了他的知音，他就是明代的宣德皇帝朱瞻基。

朱瞻基也不是个俗人。

宣德皇帝同样有着深厚的艺术修养，文学造诣也很深，书画皆能尤擅绘画，明代的宫廷画院在宣德年间复兴。历史有时就是这样惊人的相似，就连皇帝的爱好也是如此。但朱瞻基也有与赵佶完全不同的地方，他守住了一个帝王的根本，在治理国家方面毫不含糊，他与其父明仁宗朱高炽的当政时期一起，被史学界称为“仁宣之治”，此时的大明帝国，国家强盛，经济发达。

一个兴盛的王朝能够带给社会安定与富足，一个有着深厚艺术修养的帝王治下的兴盛王朝，则会让人们看到惊喜。宣德时期工艺美术空前发达，而且极具创新意识，一大批器物或采用新型材质，或采用创新工艺，呈现出不同以往的风貌。

明代陈霆所著《两山墨谈》中记载宣德皇帝专门派遣漆工远赴日本学习漆艺，归国后中国漆工“自出新意”，制成的实物让日本人也“自认不及”。宣德时期景德镇瓷器品种也有诸多创新，其中以彩瓷所取得的成就最高，这一时期创新的彩瓷品种有“青花五彩”、“白釉酱花”、“白釉青绿花”、“黄釉青花”、“青金蓝釉”等。其中“青花五彩”在明代文献中也称作“白地青花间装五色”，并被称颂为“古今之冠”，它一直以来只是存在于文献之中，传世实物难以见到。1984 年西藏萨迦寺发现了带有宣德款识的“青花五彩鸳鸯莲池”高足碗和平足碗，证实了这一品种的存在，1988 年随着景德镇明代御窑厂遗址的发掘，也从考古学的角度再次证实，这些新艺术风格的器物在宣德时期集中出现，并且成为明代艺术史的独特现象。

明宣宗

一个博学高雅，治国有方的皇帝眼光一定是独特而又犀利的，总能看到常人忽视的问题，宣宗发现郊庙祭祀所用的彝鼎“不合古式”，而“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对于历代皇帝都是重要的事情。依照传统规范进行祭祀并使用合乎规矩的器物，是祭祀的合法性与正式性的重要保证。宣宗马上命令工部尚书“更铸”。重新铸造就需要有样本，他将目光投向了宋徽宗编纂的《博古图录》，下令依照宋代宫廷收藏铜器的式样铸造。但仅有一种样本是不够的，宫廷内府收藏的“柴、汝、官、哥、均、定各窑”瓷器的造型也成为了模板。这几个窑口的瓷器，除无法证实存在的柴窑外，都是宋代名窑，其中最重要的几个窑口还与徽宗有关。风云流转，世事变幻，铜器的造型又反过来模仿瓷器了。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下达重铸的命令时，刻意强调了要选择“款式典雅者”作为样本，毕竟朱瞻基是一个有着相当审美眼光的帝王。

铸造出的铜器不仅皇帝自己使用，而且“颁赐各王府”。封建社会贵族的审美对整个社会的风气影响甚大，明代社会各阶层都在追捧这些器物。明清时期文人在各自的记述中给与了高度评价。明晚期文震亨所著《长物志》一直是品评文人清赏雅玩的经典之作，全书以高度的审美自信和异常挑剔的语调著成，在谈到铜炉的挑选与使用时，文震亨认为“惟宣铜彝炉稍大者，最为适用”。言辞并不算激越，但是只要读过这本书，就能够发现这已经是激赏有加的赞誉了，因为有许多在人们看来是艺术精品的器物，都被文震亨以“不堪用”这三个字鄙视摈弃了。带有宣德款识，造型优美，古朴雅致的铜炉，成为明清时期工艺美术的一个符号。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明宣宗与宋徽宗的艺术眼光共同成就的，其影响也跨越了江山的更迭直至今日。

数百年后，创造出无数辉煌的大明帝国逝去了，爱新觉罗氏入主中原，经过大清帝国前期几位帝王的努力，迎来了又一个封建王朝的盛世，一个号称文武双全，儒雅风流的帝王君临天下，他就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

弘历是不是个俗人还真不好说。

但他显然是有一定的艺术眼光的，他将《宣德彝器谱》三卷本、《宣德鼎彝谱》八卷本、《宣德彝器图谱》二十卷本，合称“宣炉三谱”，收入了《四库全书》。《四库全书》是代表着乾隆朝“文治”的标志性大型丛书，可不是什么书都能收进的。许多书籍不仅不能收录，而且还要销毁，有学者指出，编撰《四库全书》时销毁的书与收录的书几乎一样多。“宣炉三谱”的撰写年代在今天仍存争议，但是并不妨碍乾隆爷因为对宣德时期铜器的喜爱而将其收入。乾隆一朝还铸造了大量的铜炉仿制品，既有内务府制作打着乾隆字号的铜炉，还有相当一部分依然带着“宣德”的年款，其中一些精品即便在今天分辨的时候也需要费些气力。

清高宗

此时“玩炉”已经成为另一个重要主题。通常说玩炉一般是指“把玩”，即拿在手中摩挲盘弄，但是更高级的玩炉是烧炉。乾隆十二年刊行了一部奇书——《烧炉新语》，作者是乾隆时期的文人吴融，此书专门讲述如何烧炉。大致做法是将烧红的火炭放在炉中，或者将整个铜炉表面裹以绵纸或者毡布，放入火中烧烤，烧灼到一定时间后，铜炉表面会变幻出各种各样的色泽，上品是海棠红色。这一现象在今天看来，是燃料与铜炉中的各种元素在高温下产生的一种复杂的物理与化学变化，同时也有类似瓷器窑炉中氧化与还原现象的原因，操作起来偶然性极大，失败率很高，以至于乾隆时期的文人方鲁在此书序言当中发出“人有毕生烧一炉而不成者”的感叹。今人王世襄先生也做过尝试，将自己所藏的一只款识为“琴友”的蚰耳炉，放入火中烧灼，结果“一夜烧成棠梨色，润泽无瑕，不禁为之狂喜。”王世襄先生欣喜之余将烧炉的过程写入了自己的文章当中。今天的收藏家要玩这个调调，恐怕是要掂量掂量的。

鱼耳圈足炉，大明宣德年制款，故宫博物院藏，《紫禁城》总第二四二期，第56页，故宫出版社2015年出版

铜炉使用时需要加入木炭，并依靠木炭燃烧加热香料。铜炉更要养护，养护铜最讲究的做法是保持炉内炭火的温度，雅人领袖文震亨在其所著《长物志》中说：“炉中不可断火，即不焚香使其常温。”不能断火就需要耗费木炭，日积月累也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刘鹗所著的《儒林外史》中就有相关的记载。刘鹗可不简单，并不单纯是一个小说家，而且是古文字专家和金石书画收藏家，他出版了我国第一部甲骨文的著录：《铁云藏龟》。这样一个高水准“玩家”的话还是比较可信的。在《儒林外史》第十一回中有一个“穷极”落魄的文人杨执中，当别人拿钱来买他收藏的铜炉时，因嫌弃对方给价太低而发作道：“像你这几两银子，还不够我烧炉买炭的钱哩！”可见炭火养炉也是一个费钱费力的事情。

炉中的炭火终究是会熄灭的。昔日不俗的帝王连同他们的王朝也都渐渐隐去，变成了一页页泛黄的书纸，被人轻轻的翻弄着。但那些饱含传统意蕴的铜器精品在今天依然能够见到，这些器物所透射出的艺术精神依然动人。在凝神静观之余，不经意间会心一笑，那一刻，分明是一种幸运。

来源：《圣佳艺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