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avo年度盘点 | 回归现实感的出版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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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传体小说呈现、检视并戏剧化了

这种和死亡与绝望的抗争

从而延长了我们每个人的死亡之旅

文 | 索马里

编辑 | 洪鹄

出版商们除了消耗了更多香烟之外，今年的纽约、伦敦、法兰克福三大书展，人人都在谈论的好消息便是：电子书人均购买量停滞（甚至衰退，今年前5个月的统计数据显示，电子书的销售额下降了10%），纸书的印量一直在增加（尤其是童书和成人非虚构系列）。2014年纸质书的销售量也上涨了2.4%，一方面是因为人们的阅读习惯逐渐重回纸质书，另一方面出版商也感受到了纸质书的升温，纷纷升级了印务和发行系统。让人喜忧参半的另一个消息是：虚构作品版权的交易活跃度在下降，而非虚构作品的版权市场正在升温。

小说方面，基本上这一年是文学巨匠们相对沉默的一年。年中的热闹新闻似乎只有米兰·昆德拉的《庆祝无意义》推出英文译本，但众人对讲述欧洲知识分子虚无的小说似乎也不再感兴趣；乔纳森·弗兰岑的《纯洁》书评也是一片恶声，《大西洋月刊》说这本小说的阅读体验和之前的《纠正》、《自由》几乎是一样的，《经济学人》书评说作者擅长的中西部中产阶级生活描写似乎走向了对自身的重复，缺乏情感共鸣和锐度。

但国际版权市场的热门书单却部分反映了人们在动荡的前景和徘徊的历史幽灵面前，试图重建对今日世界伦理感的阅读努力。尽管《秘密花园》、《冰与火之歌》仍然占据着各国亚马逊和书店的畅销榜，但出版界还是选择了与清醒的现实感为伴——无论是小说，还是非虚构——尽管这两个领域都透露出隐隐的历史焦虑。

《庆祝无意义》

《纯洁》

自传体小说史无前例地横行

瓦尔特 ·本雅明说讲故事和死亡的存在有着天然的联盟关系——讲故事行为本身蕴含的温暖，驱散着死亡的寒意。这几年欧美市场的自传体小说意外地走红，也开始证明人们在试图对重复性极高的日常生活的伦理本身作出界定。

挪威作家卡尔·奥韦·诺斯加德（Karl Ove Knausgaard）的《我的奋斗》（My Struggle）今年推出了第六本；身份始终神秘的意大利作家伊莱娜·费莱特（Elena Ferrante）1600多页的「那不勒斯四部曲」第四本——《遗失的孩子的故事》的英文版甫一推出，就已成为《出版人周刊》的年度好书，连续11周杀入纽约时报畅销榜（和该系列第一本《我的天才朋友》出版时的低调云泥之别）；而生于伦敦的爱德华·圣·奥布恩（Edward St. Aubyn）则早已凭借自己那个贵族家庭乱伦、通奸、虐待和毒品故事成为英国当代传记小说的代表人物。

《纽约客》专栏作家詹姆斯·伍德说《我的奋斗》提醒着我们生命和死亡永恒的循环。诺斯加德以比普鲁斯特还要恐怖的记忆力，描述了从记事开始和父亲、异性的残酷战争。当这个会为各种事情——爱猫的去世、一场网球比赛的失败、拒绝、恐惧和爱而哭泣的人花几十页篇幅描写自己在一次酗酒后被迫参加一个聚会的经历时，我们无法不为其中的坦率和尴尬感动。正如诸多书评人指出的——当自己上瘾般地连续读完《我的奋斗》时——他们意识到每个人的生活结构和小说其实是完全同一的：展望、规划、行动、失败（或成功）。自传体小说呈现、检视并戏剧化了这种和死亡与绝望的抗争，从而延长了我们每个人的死亡之旅。

从写作资料的运用上看，除了费莱特，奥布恩和诺斯加德对真实生活的过度借用都到了让其家人感到不安的地步，三人的风格各有不同——奥布恩的行文刻意风格化；诺斯加德是沆瀣一气的告诫者；费莱特则无心恋战于真实的生活，她的「那不勒斯四部曲」复刻了两个女人（伊莱娜和莱拉）纠缠一生的壮阔友谊——她们告别贫瘠出身的努力、相互的嫉妒和欣赏、对文学的痴迷、情爱的纠葛、对故乡的忠诚；背景则是意大利战后暴力而封建的那不勒斯社会。但正如《洛杉矶书评》说的，伊莱娜在描摹生活尖利的咆哮时，却也宽慰了那些在地狱般图景中生活的人。

卡尔维诺的一段注解说明了我们为何会热爱阅读自传体小说：生活的地狱不在别处，就在我们的呼吸和每日生活间。想要摆脱这种地狱的煎熬只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接受地狱，并且成为它的一部分；第二种，则是带着无尽的警觉和知觉去寻找生活中那些不属于地狱的人和物，保存他们——让他们在你的记忆和文字里，永远持存。

Karl Ove Knausgaard

《我的奋斗》

美国的隐痛和希望

如果今年要读一本诗集，应该是克劳迪娅·兰金（Claudia Rankine）获得2014年美国国家图书奖诗歌奖的《公民：一首美国抒情曲》（Citizen： An American Lyric）。诗人以更富有客观意味的第二人称，清晰记录了自己和友人们遭遇的种族侵犯。「微小的侵犯」（micro-aggressions）是哈佛教授Chester Pierce在1970年代形容美国社会对黑人的非暴力侵犯（状态）。兰金的口吻是平淡而顺从的，但不时会为情绪打断——愤怒、疲惫或厌恶。这些侵犯的背后是，（自认为）优势族裔心理层面对肤色的不兼容。

兰金引用朋友的话说，在今天的美国，人们还是用两种自我在交往：一种是「自己的自我」——讲究种族平等和互惠；另一种是「历史的自我」，带着继承的种族和宗教区隔——而在某些时刻，往往是那个「历史的自我」在决定着不同族裔的交往，因而让「可见」和「不可见」的问题变得异常尖锐。

身为大学教授，在经济和社会地位上已经处于精英地位的兰金也会在咖啡店或者药店排队时遭遇这种「不可见」的「冒犯」——

「终于轮到你了，但那个人走到你前面，将东西放在柜台上。收银员说：先生，轮到她了。那个男人转过身来，一脸惊愕/ 天啊，我没有看到你/ 你一定很赶时间，你说/ 不，不，不，我真的没有看见你」

2015年6月，性别平权运动迎来了它决定性的一刻：最高法院裁定同性恋婚姻在全美合法。虽然出版界对最高法院的制胜一役还不能迅速给出全景的描述，但《纽约时报》记者乔·贝克（Jo Becker）去年出版的《春回大地》（Forcing The Spring ）也许可以看作对平权运动这一当代史诗的平实记录。贝克以霍林斯沃思诉佩里案(Hollingsworth v. Perry)中的两位首席律师Ted Olson和David Boies为灵魂人物，讲述了他们（以及其他的行动者）与同性婚姻禁令的抗争历程。读者也可以一窥波诡云谲的运动背后的各种危机和战略，比如当加州的8号法案获得州内投票通过时，平权组织面临的困境是，是采取温和迂回的战略一个州一个州抗争，还是激进地向最高法院要求司法界定——而后者的激进意味有可能会毁掉之前的抗争成果。贝克坚信婚姻平权运动是1950、1960年代美国黑人平权运动的余波，这也从某种程度上拯救了她的观察深度。毕竟该书的结构和材料编排持续遭到诟病：比如贝克省略了其他组织的关键人物对婚姻平权运动的贡献；或者无意识失去中立性，过分依赖「局内人」的判断，导致将佩里案中两位主要律师的贡献不当地放大——但这本书还是可以作为美国婚姻平权运动一笔漂亮的档案。

Claudia Rankine

Jo Becker

欧洲的不安幽灵

欧洲联盟的失落和不安可以从今年最被热议的小说和非虚构调查中窥见一斑。今年1月7日，《查理周刊》遇袭当天的封面是曾获龚古尔奖的法国作家米歇尔·维勒贝克——他在小说《屈服》（Submission）中幻想2022年的法国已经全盘穆斯林化——正是这个巧合，以及后续关于小说和宗教纷争界限的争议，维勒贝克一度停止宣传这本小说几个月。

但10月份《屈服》的英文版还是顺利出版了，这是维勒贝克的第六本小说。2022年的法国温顺地处在信仰伊斯兰教的穆罕默德·本·阿贝斯的有力领导下，从中东投资中获益颇丰，并幻想着能将土耳其带入欧洲。主角弗朗索瓦专门研究19世纪末颓废风格的小说家阿基乔里·卡尔·于斯曼，其实是借后者的虚无主义逃遁对法国现实政治和自身情欲的思考——弗朗索瓦最后确定所有的信仰都是表面，他和于斯曼最终的共同皈依是舒适而虚伪的资产阶级（精神）生活。我们甚至可以从中窥见1968之后，法国知识分子眼中言论自由的意味和可能性发生了如何的质变。

波兰女作家Anna Bikont调查波兰反犹运动的The Crime and the Silence在法语版推出后今年也由FSG推了英文版。和大多数有关反犹运动的历史调研著作不同，安娜更感兴趣的不是对运动的记忆，更多的是遗忘和对记忆的污染。和穷尽多年、最后用9小时纪录片Shoah呈现犹太大屠杀的法国导演朗兹曼一样，安娜「礼貌」地记录了波兰社会面对历史耻辱的逃避和更为丑陋的自我辩护(多个大屠杀的波兰证人都选择了说谎、移民，且终生不改反犹立场)。

和二战后西德的很多家庭一样，波兰小城耶德布瓦内的很多家庭到现在都极力回避当年丑陋的反犹行为，即便他们现在居住的房屋基石都是从犹太人家里劫掠过来的。200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仍只有14%的波兰人相信集中营死亡的主要是犹太人（事实上集中营的受害者里90%是犹太人）；而波兰的天主教会在这段历史中也扮演着非常不光彩的角色，一位73岁的老裁缝承认自己记得当年波兰的反犹罪行，但并不愿忏悔自己曾受到右翼天主教（广播）的荼毒：「我不吃人造奶油，只吃黄油，因为人造奶油都是犹太人的工厂制造的。」

托马斯·曼曾断言，好的故事都是缓慢的；和缓慢的Shoah一样，安娜对波兰黑暗历史的清理也是缓慢而有耐心的——历史的复仇和自我主张大抵也是如此吧。

Michel Houellebecq

二战的伦理反思：普里莫·莱维全集

二战胜利70周年，欧美出版界的反应却不像去年纪念一战百年那样热闹。9月份Liveright出版社推出了纽约客大牌编辑Ann Goldstein主持编纂的《普里莫·莱维全集》（The Complete Works of Primo Levi），鼓励、帮助人们直接超越简单的战争史，从伦理和道德角度去反思20世纪之恶。

普里莫·莱维是深刻影响了哲学界（列维纳斯、阿甘本等）对正义与邪恶考量体系的意大利作家，正如詹姆斯·伍德评论的，他对集中营的见证既拥有磅礴的修辞才华，又通过最黑暗的经验确定了道德的本体论：邪恶应该被见证和痛斥，而且邪恶本身终究是没有意义的。

这本全集除了收录了莱维的代表作（《这是不是个人》《终战》《元素周期表》《被淹没与被拯救的》《痛苦》）之外，也收录了作家从未结集发表过的散文和评论。莱维的整个写作生涯都在平衡生与死、在场和离去、无辜与负罪的关系，这种道德的无望缠绕和他多年的抑郁症一起，让他最终选择自杀。虽然莱维将自己袒露于幸存的罪恶感，对集中营和邪恶本身冷静又轻蔑的分析（这种抵抗持续到他生命的终了），但这一切并未淹没他对善的可能性的尊重。正如阿甘本所说，「在奥斯维辛之后，伦理学中已经不可能再使用悲剧范式」——莱维的见证文学和小说直面、同时也解构了邪恶的荒谬。

《普里莫·莱维全集》

低端全球化的焦虑

今年三辉图书重磅推出的《我的凉山兄弟》将人类学的视域重新带回公共空间的讨论。人类学者刘绍华横跨10年、长达20个月的田野调查，向我们呈现了四川凉山地区诺苏青年的生活：他们的探险、玩闹、吸毒、艾滋和代际鸿沟……展现出了一个远离全球化秩序圈的民族共同体逐渐失序和泯灭的故事。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薄荷实验」文丛喊出了「Think As The Natives（像土著一样思考）」的口号，试图通过这套都市人类学书系，让人们将目光转向人类学和现代生活结构本身交叉的领域，从而「在地化」思考，摆脱抽象概念带来的刻板结构。

比如11月出版的《香港重庆大厦》（Ghettoat the Center of the World）是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主任麦高登（Gordon Mathews）的著作，作者选择了最能代表香港（也包括内地）「低端全球化」地位的重庆大厦，来梳理高度流动的人际关系中的人情和金钱逻辑。每晚有4000人留宿于重庆大厦，他们在香港的最底层寻找、确定自己的卑微角色；你可以在一晚上邂逅129个不同国籍的人的流放故事，在这种混乱和丰富中获得对全球化的阶梯结构再清晰不过的思考。

而明年1月即将出版的《音乐神童加工工厂》则是以民族志和社会学观察的方式洞悉西方古典乐界培养演奏家的模式。漫长宽广的田野调查会告诉我们大师班的主导者、乐器修理师、收藏家、音响师以及资助者等角色对一个独奏演奏家至关重要的作用。据说系列的下一本会是《喂养中国的小皇帝》——从儿童食物变化的角度来阐释中国人代际结构的变化，并告诉我们「儿童」（童年）的神话——从20世纪初开始，儿童逐渐不再被视为劳动力，而成为人类对自身纯洁想象的化身——是如何被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