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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文学有近乎痴迷的热爱,这一爱好当然与我当过语文教师的父亲有关,并且相关影响其实从童年启蒙时期就开始了。

在大学读中文系时,我的阅读也是近乎狂热的,除了对当时的畅销书如《平凡的世界》、《废都》与《白鹿原》的阅读以外,我还依据当时所学的古今中外文学史,系统地阅读了学院图书馆所藏的绝大部分经典,所有这些疯狂的阅读指向的目标只有一个:写作,然后发表。但让人颇感惭愧的一点是,整个大学时代,我从来没有发表过任何作品,那怕是地方报纸夹缝里的一则豆腐块。许多年后重新回头检讨这件事,我必须承认我缺乏文学创作的天赋,我不具备超凡的想象力与丰沛的才情,也不喜欢观察生活,我只对文学书感兴趣,而不爱或很少看历史与哲学,这一切导致我所写的作品思想浮浅,入不了编辑老师敏锐的法眼,诸如此类,等等。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乡镇工作,做行政管理,业余仍然坚持自己狂热的读书与写作,仍然乐此不疲地给各大文学期刊与各大赛事投稿。中间还收到过时任《百花园》资深编辑邢可先生与《短篇小说》编辑刘家魁的退稿信。


1996年,我在县文化馆主办的报纸《古澶新花》上,发表了生平第一篇变为铅字的小小说《一分钱》,心中有点小激动,阅读与写作的热情进一步高涨起来。这时我读到了贾平凹那篇《读书示小妹十八岁生日书》,对我启发较大,阅读兴趣也随之一变,虽然这篇文章中关于读书的一些经验最后证明是学习鲁迅的。


在这篇文章中,贾大师告诫妹妹如果真喜欢某位作家的的书,最好看他的全集,看他的传记,看别人给他写的印象记或访谈,这样才可以真正把握一个作家的文与人。我看后感觉颇有道理,就决心如此实行。

那些年我书架中的作家专集不多,只有苏童等一些自己钟爱的作家。有一天我忽发奇想:没有专集,我不会自己做专集吗?



说干就干,我找到针锥、长线,便开始了一个人独特的编书之旅。

现在我的书架上还留存有当年装订的专题文集,分别是全国获奖短篇小说的年选,以及当时炙手可热的一些大作家,如林斤澜、李晓等的专集。

翻看这些自编书,最早的显然是那本《1978年全国获奖短篇小说选》,制作较粗糙,封面是由1992年的某期《少年儿童研究》的封皮制成的,由针锥子用黑线装订了书脊,这一年也是中国作协拨乱反正以来首次举行小说评奖,评委中赫然有茅盾、巴金等文坛巨擎的名字,代表性小说有童恩正科幻小说代表作《珊瑚岛上的死光》、刘心武代表作《班主任》、张承志早期成名作《骑手为什么歌唱母亲》等,书后还附有刘心武创作谈及对《班主任》的评论等,极有收藏价值。


另外两本风格类似的自编书分别为《1984年全国短篇小说获奖作品选及评论》及《1985~1986全国获奖短篇小说选》,这其中,1984年的最厚实,收录了获全国短篇奖的几乎所有经典,如史铁生《奶奶的星星》、宋学武的《干草》等,我非常喜欢读,大概因为这两篇小说都是用了第一人称视角,给读者一种身临其境的代入感,读来感觉很真实。


另外一本《1985~1986全国获奖短篇小说选》稍显单薄,封面与前本一样,用某期《求是》杂志的封面制成,里面的名篇有谌容的荒诞派小说《减去十岁》、刘西鸿《你不可改变我》、豫籍作家乔典运的《满票》、李锐《厚土》、李锐《继续操练》、刘恒《狗日的粮食》等,名篇甚多,我大多都喜欢。


另外两本自编书分别为老作家林斤澜与巴金儿子李晓的文章专集。林斤澜与汪曾祺是至交,经常在一起喝酒切磋,创作风格也颇为相似,都擅写短篇。他与汪曾祺都是江浙人氏,汪曾祺为江苏高邮,属苏北里下河地区,而林斤澜则原籍浙江温州,典型的江南人氏,受文脉地气影响,二人的小说中都氤氲着一股湿漉漉的水乡之气。林斤澜与汪一样,所写文章也大多追忆故人往事,反思文革十年浩劫的短篇系列《十年十癔》一时无匹。二人都有短篇小说圣手之美誉,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坛形成了一段佳话。


李晓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颇负盛名的一位大家,他是文学巨匠巴金之子,却并未像其父一样年少成名,而属大器晚成之辈,其为文风格也与其父有别。巴金文中蕴涵着深沉的情感,李晓的小说风格却行文幽默风趣,让人联想到黑色幽默派的代表作《第22条军规》,但叙述的不动声色又近于新写实。李晓很可惜后来杳无音信了,尤其是新世纪的文学江湖,似乎再也找不到他的名字,令人叹惋。


这些文集的文章来源,是一个让我至今想起仍颇感惭愧的问题。因为在编这些文集的过程中,我始终是用剪刀和针线来做的,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都来自于名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及《人民文学》等,而这些杂志都是当年父亲亲自订阅并珍藏于老家的一个白木书箱中的,我只顾自己读着方便,却损坏了父亲的藏书。父亲虽然自始至终知道这件事,但并未过多干涉,或许他当初的想法也只是为了让我读着方便,最终学有所成,完成他未竟的文学目标。但很可惜我只是一个胸有大志却做事无长性之人,辜负了他老人家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