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话语与商界小说中的女性生存新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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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1990年代以来商界小说的话语实践与文化建构研究”，2015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15YJA751034)、湖南省社科基金项目“现代中国文学中的商人想象研究”(湘哲社领[2012]14号)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彭文忠，湖南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话语在中国社会高调出场；作为市场话语的应有之义，竞争机制、交换逻辑和“效益最大化”原则等经济理性规则，慢慢渗透入社会生活各领域，也以其特殊的运作方式塑造新的性别观念，对女性生存的影响越来越明显。市场化时代女性作为经济运行的独立主体，通过在市场竞争中创造更多的交换价值，从而实现自己的个人价值，其主体意识得到极大的唤醒。当然，在市场化时代的性别话语构成中，市场话语尽管强势，但并不能完全排除其他话语的存在；国家话语、传统话语与市场话语一直纠缠在一起，时而对抗，时而分立，时而联手。①性别话语构成要素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为文学的女性书写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驳杂的话语空间。女性在当下消费时代生存的悖论之境，亦使文学的女性书写中呈现出一种文化吊诡。而当代商界小说以其对市场经济的直接感应性，成为市场形塑下女性生存新景观的典型文本。
一、“崛起”或“陷落”：“公平”竞争和商界女性的“成功神话”
20世纪90年代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主张机会平等、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机制的形成，为女性发展提供了与男性机会均等的平台。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商界，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参与社会竞争，利用新的机制和机会改善自己的社会地位，凭借自己的主观努力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成功神话。
长期以来，商战生活中的主角由男性扮演，以相夫教子为生活轴心的传统女性大多生活在幕后。时代的变革激发了现代女性的敏锐和热情，等价交换原则可以破除个人之间的特权关系，市场竞争机制促使女性摆脱其最后的依赖性(计划经济体制的温情式保护)。②从商之风初露端倪之际，一些女性就已经投身到商海洪流之中，不再甘心依附在男人的羽翼下讨生活，不愿在计划体制内困守铁饭碗，逃离家庭，逃离“单位人”身份，毅然投身商海，走向自主自立，在商战风云当中展现了别样风采。
这种“逃离模式”普遍存在于女性商界生活叙事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大量商界小说中，有很多女性的商业出击是建立在爱情、婚姻、家庭等现实生活失意的基础上的。梁凤仪的财经小说就基本上采用“情变之后的女性自强”这一类情节模式。如《第二春》中原安享富家太太生活的许曼明，一朝经历过情变之后，立志奋斗，最后开创品牌快餐连锁企业，走上了自立自强之路。《激情三百日》中的姜宝缘也是家变之后投身职场，变身为宝缘花屋的老板娘，由寄生虫的全职太太变为经济独立的职业女性。其他如《豪门惊梦》中顾长基、《昨夜长风》中赛明军和《醉江尘》里庄竟之等也都在爱情或婚姻中遭受重挫，后改头换面，走出家庭的小圈子，投身到商业洪流中奋力拼搏，从弱女子蜕变成真正的女强人。
“置之死地而后生”，也是大陆女作家张欣女性叙事的常用模式。从她的小说标题来看，《爱又如何》《恨又如何》《岁月无敌》《一生何求》等等，某种程度上折射出女性生存尤其是婚恋与家庭生活的无奈。张欣习惯于将她笔下的女性在小说的一开篇，就推入到“失业”或失意的境地中。这些女性几乎都在“逃离”，或逃离旱涝保收的“单位”，或逃离温馨安逸的小家庭，不再拥有对男性或者计划体制内的生存依附。但这对于她笔下的女性来说并非人生的绝境，失意后不自我放弃，而是自立自强，带来了她们人生的“柳暗花明又一村”。如《纯属偶然》主人公何丽英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贸公司打杂，毅然辞职来到了私营广告公司，被老板炒鱿鱼之后自找出路。而《掘金时代》中的穗珠放弃了自己轻松悠闲的工作，不甘心再过清贫安稳的小日子，抱着“人生在世总要风光几年再说”和“试试自己”的念头，当制药厂供销科张榜招人，毫不犹豫地选择揭榜，在竞争激烈的险恶商界中斗智斗勇，最后脱颖而出，成为“平安医药总汇”的经理。
市场经济带来的竞争平台使得大量没有身世背景，但受过良好教育的女性以职场为依托，靠自我奋斗来成就自己的经济与社会地位。女性在现实的商战以及文本中的商战叙事中越来越多地以主体身份出现，“女强男弱”模式成为叙事新形态。作者有意突显现代女性一改以往女性在职场中处于智力上的弱者和职位上的附属形象，常常安排这些“职场白骨精”在与公司多位男性的较量中获得胜利；在其形式上亦打破了以往商界职场小说作品中以男性为主导的叙事机制，将女性塑造成了小说叙事发展的动力，推动着情节的发展。
值得关注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商战小说中，这些商界新女性具有自己的职业理想，对事业和生活存有企图心，她们的奋斗目标绝不仅仅限于与男性争输赢，而是需要全面而自由地发展自己的个性潜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如《浮沉》中的乔莉自信地对中国赛思的前总裁程轶群说：“我要做这个行业最好的外企中销售业绩最好的人。”《争锋》中的女大学生衣云孤身在大都市奋斗，虽然没有背景，但拒绝做“花瓶”，对自己的人生有着清楚的规划，对自己的职业理想有着坚定的自信。《荆棘舞》的故事主人公叶小荼大学毕业后放弃了被父母安排好的生活，选择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城市里的一个竞争激烈的外资企业，在商海里奋力拼搏，成功升职为销售主管。从她们身上，我们看到现代女性发出的自信的口号：职场荆棘丛生，我们要做最从容的舞者！
在这个意义上，似乎可以说“商界”给“新”女性们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广阔空间，带来了新生崛起的契机。但是，对于商界女性而言，迈出家门跨入职场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她们究竟在工作场域拥有多大的自由空间？经济与人格独立似乎也不再是问题，问题在于，基于优胜劣汰的公平竞争，但胜负评判的标准，控制在谁的手里？我们不难发现，当这个标准还是由主流的男性社会所控制时，职场女性只有走“男性化”道路，才能获得成功。比如《输赢》中的骆伽获得“成功”的方式是“男性化”的：为了赢，她全方位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包括陪客户吃饭，拼酒，带客户卡拉OK；为了在以男人为主的销售战场上游刃有余，可以说是不择手段，甚至为客户去夜总会找小姐出钱买单。《格子间女人》中的谭斌七年职业生涯一直在努力设法抹杀自己的性别，从心理上彻底把自己变成中性人，因为这是一个坚韧的女性销售要想成功所必需的。《杜拉拉升职记》的主题看似在探寻女性如何独立和自立，但仔细分析可发现，杜拉拉的成功最终归功于对男性及权势的利用，对男性主权社会诸种规则的妥协。
在商界小说这一充满了文化吊诡的女性生存叙事中，我们可以质疑的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商界活动，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商业成功神话；而这些商界成功神话是否可以等同于现代女性解放的神话？
二、“主体”或“客体”：交换逻辑与女性身体的物化景观
“市场和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流通经济，是通过赤裸裸的利害关系来相互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类型，这是现代经济的典型特征。”③流通经济时代的中国社会，基于利害关系的交换逻辑成为经济生活的必然逻辑，并逐步在影响着社会生活和文化领域中人们的行为。而“交换逻辑”在商界小说中得到的最为直接的“呼应”就是：女性身体的客体化、商品化书写。90年代以来，商业化浪潮的席卷以及消费主义的盛行，昔日的禁欲主义对感性身体的伦理规训与意识形态桎梏，逐步让位于消费主义的物欲满足和感官享乐。④女性不仅成了消费的主体，而且成了消费的客体。在以男性的品位和眼光为审美标准的性别文化中，女性的生理无疑具有了特别的资本意义。这一商业逻辑下的身体消费现象无法避免地出现在商界小说中。
在商界小说，中关于女性身体的消费叙事比比皆是，甚至成为作品的“看点”“卖点”。《灰商》中，“灰商”们一方面巧取豪夺、疯狂敛财，另一方面则大肆挥霍、纵情享乐。崔嘉伟自诩儒商，却在天堂夜总会里无耻享用“七仙女套餐”：七位年轻靓丽的姑娘同时为他做性服务。《商人的咒》更是描绘了欲望追逐下的商人百态、商界万象：
“有的商人舍得花大价钱，大手笔雇用数十位年轻姑娘，将她们驱赶到大型百货商店的走秀台上，几乎赤身裸体地走秀，姑娘们装扮成沐浴中的幸福女人，风情妩媚地展示泡沫惊人的沐浴露……只有人们想不到的生意，没有人们不敢做的生意。太多的商人和太多的生意，都需要妖娆姑娘了！”⑤
商界小说对女性“身体”书写，突出呈现了那些在商战中左冲右突的男人们动物性的本能欲望。而在此“女性被还原成生物性的个体，在成为男人窥视与把玩的对象、满足性欲的工具的同时，丧失了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权，尽管这种丧失并非源自暴力而是经由金钱”。⑥
在消费经济时代，身体一方面成为人们物欲追逐的主要目标，另一方面，“身体已经不再是宗教视角中的‘肉身’，也不再是工业逻辑中的劳动力，而是具有‘交换价值’的功用性物品，是一种资源、资本——‘肉体资本’，一种能够转化为其他资本——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资本”。⑦女性身体的交换价值，成了所有商人不言自明的巨大兴趣点。《英雄时代》(柳建伟)中陆承伟为了得到日本三友集团的支持，把自己的情人顾双凤送给日本老头乔本；《大哥》(李哲)中北奥房地产集团总裁罗斯为了拿到银行贷款，不惜将自己心爱的女人当作商业交易的筹码；《圈子圈套》《狼商》中男性销售们去各类声色场所消费，进行性贿赂，拉拢关系户，利用与身体欲望消费有关的营销手段，在商界小说中已属常事。
消费文化大潮中，女性身体除了“被物化”外，还存在着女性的“自物化”现象，即女性自身认同并主动践行这种物化。因为女性的身体、外貌和性别角色在消费文化中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于是被视为能够在市场上获得效率和机会的一个不可替代的资源。⑧在商品时代的交换逻辑之下，不乏女性在物质欲望的驱动下，利用性别优势，自愿、主动地把自己的身体变成交换利益的工具。
在《浮沉》中，市场部的翠西深谙其中之道：“女人花钱男人买单，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上帝造了男人又造了女人，我们本来和他们就是两种生物，男人就应该流血流汗，女人呢，只要流流眼泪，朝他们眨眨眼睛笑一笑，就什么都有了。”⑨于是乎某些女性利用性别优势轻则让男性心甘情愿为她们花钱，重则使用“潜规则”一招，满足男性需求借此“上位”。张欣小说中有一类看破红尘的“金钱女”。她们深谙市场化时代的生存之道，用自己的青春、美貌和性做筹码，换取自己所需要的享乐生活和更好的发展机遇。如《爱又如何》中莫爱宛的人生格言是“人不可能活得那么纯粹”，她跟发迹后的前男友一直没有断绝关系，无疑是处于生意上的需要；《亲情六处》中的简俐清当赖以生存的话剧团在商海浪潮的冲击下岌岌可危时，主动傍大款，做投资公司赵总的包姐包妹，凭借这掘到的“第一桶金”，开了一家时装店。而钟道新的《资本魔方》中的薛美和吴侬亦为了满足自己的金钱欲和性欲，用美色、权力、金钱等各种手段诱惑库行长，以达到骗取银行贷款的目的；《公司衍生物》则讲述了一个农村出来讨生活的小保姆梅小青，把自己的身体、聪明、能力当作交换的资本，逐步成长为一个有心计、有胆量的公司高层的现代经济人的故事。王海玲的《在特区掘第一桶金》中特区商界的女强人蓝黛是以自己的“初夜权”换取了公司老板给她的净水器代理销售权，以及价值六万元的百套产品，从此一步步接近了自己追求的目标；《热屋顶上的猫》中主人公丽莎在物欲的挤压下失去定力，像蓝黛一样拿自己的“初夜”与大款潘起明做了交易。在这些女性人物身上，实利主义价值观体现得非常充分而赤裸裸。
从女性“自物化”这一现象中，不难看出市场话语对商界女性灵魂的重塑。女性有目的地将身体当作交换的商品、谈判的资本，这一方面反映了商界女性了解本身优势，充满自信，对于身体的自主权益能够有效掌控；但另一方面，利用身体来换取想要的财富、地位，自愿成为被物化的对象，仅仅是为了迅速而有效地实现目的，至于运用何种手段达成而毫不理会。显然女性的身体为男性的商品法则所利用，不免再次陷入男性设置的文化镜城中。
三、“智取”或“妥协”：“效率优先”与现代女性的重归“传统”
“效用最大化”原则在经济学中是指“经济学依赖于一个基本的前提假定，即人们倾向于选择在他们看来具有最高效用的那些物品和服务”。⑩基于此，人们对事物的价值选择无关道德与情感，而是取决于它解决实际问题的功用和效果。而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经济理性观在市场化时代整个社会价值系统中影响极大，并且成为时下“妇女回家论”的发声根源。
市场基于效率最大化而许诺的公平竞争的环境，极大地激发起女性打拼事业，充分实现自我价值的愿望；但是从社会结构的角度看，女性不具备与男性同等的干得好的机会，女性在激烈的社会竞争中想要“干得好”比男性遭遇更多的艰难。当社会资源有限时，“传统性别角色分工论”再次重提，“男外女内”被认为无论对社会还是家庭都是最有效率的；国家面临严峻的就业压力，对妇女就业态度亦开始摇摆。而此时传统话语中的性别角色规范在大众传媒与消费主义联手下，改头换面地成为妇女的传统美德或者妇女的特殊需求。(11)于是“妇女回家论”一再泛起，并且在这一点上，市场话语与国家话语、传统话语成了共谋。
在商界小说对女性的塑造中，角色定位明显与现实生活中“让女人回家”的趋向在呼应。在商界小说中，被正面肯定的女性基本上表现为“圣女”或“地母”形象。商人终日在钩心斗角的商场中拼搏，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圣女之“爱”是他们寻求寄托，希望获得精神救赎乃至灵魂净化的港湾。如《资本魔方》中钱娜娜之于商业银行行长库辛勤，《正道轨道》中廖融冰之于打工仔梁良。《深圳商人》的男主人公周林在竞争激烈的房地产界以创新的概念带领自己的团队打下了天朗品牌。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放松自己的方式就是回忆与昔日恋人林曼莉在一起的往昔岁月。现实困境中的男人在幻想天使般的圣女的同时，还希望得到“地母”之爱。这一类地母形象或表现为温暖慈爱、无私奉献、令人敬畏的母亲形象，如《大宅门》中的白二奶奶、《茶道青红》中的戴夫人和《乔家大院》中乔致庸的长嫂；或作为“贤内助”“红颜知己”形象出现，如《大清徽商》中的陶玉玲、《乔家大院》中的陆玉菡、《胡雪岩》中的螺蛳姑娘和芙蓉姑娘，以及《财道》(葛红兵)中帮助崔钧毅由一个苏北穷小子传奇般地成长为一名沪上大亨的奇女子邢小丽，《天眼》(丁力)中帮男主人公挺身而出、力挽危局的邓雪丽，《股民日记》中把男主人公教导成了证券市场上有名的股市操盘手的丽亚等。在商界小说中，她们或是“商贾英雄”们的智囊团，或是直接为“商贾英雄”们身先士卒，披挂上阵。她们用女性特有的温柔和悲悯，为男性们的经商事业做出无私的奉献和无悔的牺牲。这些有情有义的深具传统美德的女性形象无疑是男性心中理想女性的化身。只是这些女性的生命本身不具备自足性，她们存在的意义仅仅是烘托男性自我表现的舞台上的道具和背景而已。
市场让女人回家，与时下很大一部分女性自己的选择惊人的一致化。在这个“效率最大化”原则影响下人人追求实惠和功利的时代，多数女性做出了对男权社会放弃“强攻”改为“智取”的选择：“男人征服世界，女人通过征服男人征服世界”和“干得好不如嫁得好”的观点流行一时。面对种种现实生存压力，生理资本、婚姻成了一部分女性寻求的快捷、轻松的成功之路。基于此，为了“嫁”得好，女人需要按照男性的要求塑造自我。在《浮沉》中，主人公乔莉27岁还处于单身状态，同事詹德明告诫她：“这职场如战场，男人玩玩还可以，女人没必要拼命，听我一句劝，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吧。”“女人的学问很大，学温柔，学大方，学漂亮，学性感！学讨男人欢心，学着让男人花光钱，还要感动得涕泪横流。这些，都是本事！”(12)显然，坚持自我，逸出传统性别角色规范的乔莉一类的商界女强人，难免在两性关系上遭到遗弃，成为“剩女”。
传统男权的女性价值尺度在《圈子圈套》(王强)中主人公洪钧的感情归属中也得到鲜明的折射。小说中洪均与三个女子有过感情交往：一个是洪钧曾经的大学同学柳峥，因为太优秀，让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的男子难以忍受，所以分手是必然。而琳达在洪钧落魄时转而投向了新的胜利者俞威的怀抱，小说当然安排水性杨花的琳达也没有在俞威处获得真情。洪钧后来跳槽到另一家外企谋得高位，赢得大合同，亦获得了下属青春丽人菲比的爱慕。洪均最初对菲比作为女销售的工作干练颇为赞赏，但二人交往后，洪钧提出让菲比换家公司，不久又要求她放弃喜欢的销售工作，因为女孩从事销售工作就不得不与各种各样的男人周旋打交道。在爱的名义下，菲比顺从了洪钧。最后当琳达旧情难忘来到洪均的住处时，小说别有用心地安排了赢得洪均爱情的菲比出现在她面前的造型：一个可爱的家庭小保姆形象。
崛起或陷落，“智取”或妥协，女性在“干得好”与“嫁得好”之间的挣扎与抉择，抑或是无所适从，充分展示了女性在当下消费时代生存的困境。在商界小说这一充满了文化吊诡的市场化时代女性生存写本中，我们不难看出，当下社会性别话语构成的多面性和复杂性，以及女性真正解放的任重道远。
①⑧(11)吴小英：《市场化背景下性别话语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2期。
②王郁芳：《自由竞争与被动选择——现代职场女性的困惑》，《中华女子学院学报》，2013第12期。
③[德]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上)，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72页。
④李艳丰：《历史“祛魅”与文化反思大众消费主义时代文化与文学话语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69页。
⑤曹建伟：《商人的咒》，作家出版社，2007年版，第98页。
⑥杨虹：《叛逆与超越：近20年中国商界小说的文化阐释》，湖南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⑦孙玉霞：《身体化：女性在消费社会中的生存境遇》，《贵州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⑨崔曼莉：《浮沉1》，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84页。
(10)[美]萨缪尔森、[美]诺德豪斯：《微观经济学》(第19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12年，第76页。
(12)崔曼莉：《浮沉2》，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98-20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