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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渔(1611—1680),浙江兰溪夏李村人。明末清初文学家、戏剧家、戏剧理论家、美学家。

李渔,是那个写《闲情偶寄》的人,也是那个写《肉蒲团》的人。他是一个天才,一生怀揣一颗少年心,是一个懂生活、极富生活情趣的生活家。如果生活在今天,李渔无疑会是一个万千少女迷恋的男人——他写剧本拍戏,有自己的企业、店面,是成功的出版商、微博大V、朋友圈网红,风流倜傥、离经叛道而又勇气十足,他还是选美导师、美丽乡村规划设计师。他的一生扣门随马,“全国九州历其六七”,红遍大江南北,待晚年“旧业尽抛尘世里,全家移入画图中”,长眠西湖之畔。

李渔一生著述丰富,著有《闲情偶寄》《笠翁十种曲》(含《风筝误》)《无声戏》(又名《连城璧》)《十二楼》《笠翁一家言》《笠翁对韵》等500多万字,还批阅《三国志》,改定《金瓶梅》,倡编《芥子园画谱》等,是中国文化史上不可多得的一位艺术天才。

李渔懂生活,林语堂先生对他极为推崇。李渔对美食颇有研究和创意,是大闸蟹的重度上瘾者。传说大闸蟹上市期间,他家大缸总是装满了螃蟹,每天都要抓出来吃,家里还有专门为他做蟹、剥蟹的“蟹奴”。而大闸蟹刚退市,李渔就开始准备下一季的买蟹钱,他把这笔钱称为“买命钱”。

李渔有才情,爱女人,懂女人,会生活。读懂李渔,便读懂了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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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不逢时少年才 而立之年悟新奇

夏李村距兰溪县城约25公里,其迁始祖李颂在宋理宗时由浙江寿昌迁至此地。相传,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李渔母亲怀胎11个月,肚子痛了三天三夜,还是没有分娩。农历八月初七,有个白发长老路过此地,说产妇肚子里的胎儿是“星宿下凡”,为“仙之侣,天之徒”,此地屋宇阴暗,地盘太轻,载不住“星宿”,故而难产。经长老建议,大家把产妇抬到李氏祠堂,果然得以顺产。初名仙侣,字谪凡,号天徒,李渔是中年以后改的名字。

李渔自幼聪颖,襁褓识字,四书五经过目不忘,总角之年便能赋诗作文,下笔千言。他每年在自家后院的梧桐树上刻诗一首,以警戒自己不要虚度年华。15岁时在梧桐树上刻诗曰:“小时种梧桐,桐本细如艾。针尖刻小诗,字瘦皮不坏。刹那三五年,桐大字亦大。桐字已如许,人长亦奚怪。好将感叹词,刻向前诗外。新字日相催,旧字不相待。顾此新旧痕,而为悠忽戒。”

为谋取功名,李渔发奋苦读。功夫不负有心人,崇祯八年(1635),李渔赴金华参加童子试,深得考官许豸赏识,一举成为名噪一时的五经童子。首战告捷,使李渔尝到了读书成名的甜头,他信心更足,读书也更加刻苦。崇祯十二年(1639),李渔信心满满地赴杭州参加乡试,不料名落孙山。科场失利,他满腹牢骚,在给同试落榜友人的信中写道:“才亦犹人命不遭,词场还我旧时豪。携琴野外投知己,走马街前让俊髦。酒少更宜赊痛饮,愤多姑缓读《离骚》。姓名千古刘蕡在,比拟登科似觉高。”次年元日又作《凤凰台上忆吹箫》,叹自己三十未立,功名不就,一事未成,愧对先祖,恨自己生不逢时。

金华府同知瞿萱儒送给李渔一只小老虎。他用笼子装着小老虎从金华徒步回兰溪,沿途受到路人围堵,每过一村,村民便纷纷前来一睹老虎真容,四十五公里路竟走了三天三夜。到家后,看稀奇的更是络绎不绝,百里之外都有人来,甚至从不出门的妇女们都蜂拥而至。意外走红之盛况,给了李渔很大启发,凡物须有新奇,新奇必能引爆人气、占先市场,于是挥笔写下《活虎行》:“噫!一虎之微,只以但见其死,未见其生,遂致倾动一国,宝若凤麟。使人而虎者,炳蔚其文,震作其声,而又不为人所习见之事,则一鸣惊人,使天下贵贱老幼,以及妇人女子,咸以得见为幸,其得志称快,又当何如!”

此事的启悟整整影响了他一生,此后,李渔努力在生活中发现“前人未见之事”,在作品中“摹写未尽之情,描画不全之态”,决意求新,不依傍他人,不重复自己,不效美妇一颦,不拾名流一唾,称自己的作品是“新耳目之书”,独一无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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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狂奴隐乡野 山中宰相寄才情

崇祯十五年(1642),明王朝举行最后一次乡试,李渔再赴杭州应试,由于局势动荡,途中闻警而归。不久清廷铁骑横扫江南,明王朝风雨飘摇。国难当头,求取功名之路化为泡影,李渔心灰意冷,惆怅不已。

不久,受新任婺州司马许檄彩之盛请,李渔做了幕客。后又结识新任知府朱梅溪,两人志趣相投,来往密切。一次,朱梅溪盛邀李渔去城东南隅的八咏楼赏景,并要他为此楼题联,以弥补该楼有诗无联的缺憾。八咏楼是历代文人墨客吟咏之盛地,南宋李清照登临后写下“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之名句,后人不敢轻易吟诗撰联。李渔偏信“莫道班门难弄斧,正是雷门堪击鼓”,当即写下“沈郎去后难为句,婺女当头莫摘星”一联,令人拍案叫绝。朱梅溪命人制匾后悬于楼柱上,后遭毁。

清顺治三年(1646)8月,清军攻占金华,“婺城攻陷西南角,三日人头如雨落”。清廷颁布了剃发令,所到之处,“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李渔对这一伤害民族自尊心的暴行表示强烈不满,剃了头后自称为“狂奴”,并奋笔写道:“髡尽狂奴发,来耕墓上田。屋留兵燹后,身活战场边。几处烽烟熄,谁家骨肉全?借人聊慰己,且过太平年。”李渔自喻为“山中宰相”,归隐夏李,志存乡野,在伊山脚下构筑起心中的“世外桃源”理想国。其于伊山之下,置地营建伊园。园内建有“打果轩”“燕又堂”“来泉灶”“停舸”等,自称与西湖相比,“只少楼船载歌舞,风光原不甚相殊”。又从龙门溪筑坝引水,绕过伊园,环村一周,俨然成为“护城河”,将尘世纷扰隔之于外。李渔在此隐居三年,课农赋诗,著有《伊园十宜》《伊园十便》,乃乡村宜居之写照,对照当下振兴乡村具有借鉴意义。

同时,李渔担任了夏李“祠堂总理”一职。上任后,他对全村田畈、山地的水利设施进行全面规划、设计,并现场督工,不辞辛劳,甚至“不喝祠中一杯水”。三年里,以他为首,共改建或新建石坪坝等四处堰坝,把村庄周围的两条河渠全部打通,又新开凿了伊坑等三条堰坑沟渠共计6华里,不但使上千亩易旱的黄土丘陵地形成“自流灌溉”,大大改善了农田水利,而且也解决了村民饮用水问题,使得村民至今受益。其中石坪坝坝长9.7米,宽1.6米,高3米,用红条石砌筑而成,设计精制而巧妙:逢旱时,流水全部从左渠绕伊山而过,滋润着大片大片的农田;逢雨季,多余的水会从弧形溢水口奔泻而出,自高而下的跌落水幕势如瀑布,声如雷鸣,成一大景观。此坝还设有“排砂孔”,以解决坝内积淤之难题,是至今保留较为完整的古代水利工程,被誉为“小都江堰”。

李渔还在游诸线上筹资倡建过路凉亭,方便于行人过客休憩。在取亭名时,捐资人李富贵欲以“富贵”命名,李渔机智应对,取名“且停亭”,并撰联曰:“名乎利乎道路奔波休碌碌,来者往者溪山清静且停停”,成为天下凉亭名联,由此被后人列为全国十大名凉亭之一。李渔还经常在凉亭里摆摊赠茶,以获取路人故事及社会新闻,积累创作素材与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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萍寄武林卖词赋 十年板凳誉满城

清顺治七年(1650),李渔卖了伊园,移居杭州。杭州虽有天堂之誉,但李渔初来乍到,人地生疏,尽管有朋友接济,但仍举步维艰,穷途欲哭。然而,李渔没有气馁,相信偌大的杭城,定有他的谋生之道。一段时期,杭城大街小巷、戏馆书铺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在不断勘察中发现,这座繁华都市里,从豪绅士大夫到一般市民,对戏剧、小说都有浓厚的兴趣,而自己正好有这方面的专长,“卖赋以糊其口”,一方面可以解决一家人生计,另外一方面还可使自己在杭城立住脚跟。主意一定,他毅然选择了一条前人从未走过的、被时人视为“贱业”的“卖文”之路,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卖赋糊口”的专业作家。

他以旺盛的创作力,10年间连续写出了《怜香伴》《风筝误》《意中缘》《玉搔头》等6部传奇及《无声戏》《十二楼》两部白话短篇小说集,名动杭城。他的小说重在劝善惩恶,同情贫穷的下层人物,歌颂男女青年恋爱婚姻自主,谴责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批判假道学,具有一定反封建的进步意义。他还自称是“曲中之老奴”“歌中之黠婢”,将戏曲创作视平生最大“癖嗜”。他从明代剧作家远离舞台使剧本成为案头之作中发现弊病,开始注重联系观众和舞台效果,重视研究戏曲的演习工作。因此,李渔在戏曲的艺术形式和演唱技巧上,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创新。独树一帜的戏剧风格使他在当时词坛上一举成名,“北里南曲之中,无不知李十郎者”。由于他的作品通俗易懂,贴近市民生活,寓教于乐,遍行于坊间,很是畅销,被称为“所制词曲,为本朝(清朝)第一”,不少作品还被翻译后流入日本及欧洲国家。

戏剧创作中,李渔十分重视宾白创作和运用,扭转了之前重“曲”轻“剧”、重填词轻宾白的风气,加强了舞台演出效果。他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重视宾白的剧作家,也是宾白创作成就最高的剧作家。他主张“填词之设,专为登场”,“传奇不比文章,文章做与读书人看,故不怪其深,戏文做与读书人与不读书人看,又与不读书之妇女小儿同看,故贵浅不贵深”。《十种曲》的题材全是才子佳人的爱情故事,而且喜剧色彩十分浓郁,这是李渔传奇最突出的地方。他说:“传奇原为消愁设,费尽枝头歌一阙;何事将钱买哭声,反会变喜成悲咽。唯我填词不卖愁,一夫不笑是吾忧;举世尽成弥勒佛,度人秃笔始堪投。” 李渔是中国戏剧史上第一个、也是惟一专门从事喜剧创作的作家,被后人推为“世界喜剧大师”。

10年间,他的作品以惊人的速度向各地流传,杭州、苏州、南京等地的一些不法书商千方百计私刻翻印牟取暴利,在缺少交通工具的当时,数日之内,三千里外的地方也能见到笠翁新作。有的就干脆拿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作者作品,挂上“湖上笠翁”之名发行,蒙骗读者。不法书商不择手段牟取暴利的行径,不仅侵犯了他的著作权,还极大地影响到他的声誉和经济收入。

为捍卫著作权,李渔勇敢地站出来与之进行不懈斗争。他一边请求官府为他主持公道,传札布告;一边与女婿沈因伯四处奔走,上门交涉。可以说,李渔是中国最早具有版权意识并捍卫自己著作权的作家。然而,由于当时没有形成对知识产权的法律保护,盗版现象仍防不胜防,屡屡发生,使李渔忙于交涉,兴叹不已。而金陵(今南京)盗版尤为猖厥,为了便于交涉,李渔索性在1662年左右离开了杭州,举家迁往金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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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发红颜怜香伴 芥子名传四百年

寓居金陵后,李渔为防止别人私自翻刻其著作,设立芥子园书肆,集创作、编辑、出版、销售于一体的文化产业链由此构成。书肆除了印行自己作品外,还编辑出版了长篇小说《三国志演义》《水浒全传》《西游记》《金瓶梅》等,还有杂著《古今史略》《尺牍初征》《资治新书》《千古奇闻》等一大批读者想看而买不到的书。后来,由他倡编并作序、女婿沈因伯搜集整理的《芥子园画传》也在此印行,在中国美术界影响颇广,被誉为中国画临摹范本。由于他印行的出版物工精价廉,重信誉,加之广告意识强,多年来市场销路好,受到人们的欢迎。作为出版商,李渔灵活的经营策略与经营理念使他能牢牢把握住商机,左右开弓,把芥子园书肆经营得红红火火。后来李渔迁回杭州,芥子园屡换主人,但一直保持李渔诚信、新奇的经营理念,成为清代著名的百年老店之一。

李渔一直有个创办家班的愿望,一次天赐红颜的良机让他圆了这个梦。康熙五年(1666),李渔应朋友之邀,前往陕西、甘肃游历,先后在临汾、兰州得到颇具艺术天赋的乔、王二姬。二姬加上其他诸姬,一个初具规模的李氏家班就组建起来了。李渔自任家班的教习和导演,上演自己创作和改编的剧本。他以芥子园为根据地,带领家班四处游历、演剧,“全国九州,历其六七”。由于有乔、王二姬这样出色的演员和李渔这样的好编剧、好导演,李氏家班红遍大江南北,影响波及大半个中国。李渔每到一处,都以戏会友,备受戏曲名流们的欢迎。金陵芥子园、苏州百花巷,都曾是当时戏曲名流交流艺术的场所。每逢年节生辰喜日,赏花玩月之时,或宾朋兴会之际,必在园中演剧为乐。

乔、王二姬的舞态歌容超群脱俗,最能体贴文心,只需李渔略加指点,便能心领神会,触类旁通,创造性地表演剧本内容,常常是“朝脱稿,暮登场”,效率很高。所以家班创办不多久,便红遍了大半个中国。李渔非常重情,“予,情士也”,他认为“男女相交,全在一个‘情’字”。乔、王二姬原本是秦、晋民女,跟随李渔后,经调教便很快脱颖而出,成为一代艺术天才。她们不仅聪敏颖悟,演技卓绝,扮生演旦,珠联璧合,令李渔叹为旷代奇观。她们跟随李渔常年在外巡回演出,朝夕相处,早已忘记了年龄上的差距,将友情、艺情、爱情融合在一起。

有家班作为实验剧团,李渔在戏曲创作、导演、演出等实践活动中如鱼得水。家班不仅成为李渔谋生手段之一,而且在普及戏曲文化,推动昆曲发展上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可就在李氏家班声誉鹊起、蜚声海内的时候,一场变故发生了,康熙十二年(1673),年方19岁的家班台柱乔姬因积劳成疾而英年早逝。祸不单行,第二年,家班的另一台柱,也是19岁的王姬又因病撒手西归。李渔老泪纵横,悲恸欲绝,写下了《断肠诗二十首哭亡姬乔氏》《后断肠诗十首》等诗作哭悼乔、王二姬,挥泪为二人写了一篇《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希望二姬能复生、再来,情深绵绵,催人泪下。李渔之悲痛,不仅因为二姬在家班里是不可或缺的主角,更因为她们在生活上是年过六旬的他形影不离的伴侣,在艺术上是最能领悟李渔文心并可促膝交流、切磋的红颜知己。乔、王二姬的早逝对李渔的戏曲活动事业无疑是致命的打击,家班从此一蹶不振,渐次瓦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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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上笠翁归湖上 闲情偶寄抒闲情

李渔在六十岁前后,开始系统地总结他的经验,形成系统的理论或独到观点。

康熙十年(1671),《笠翁秘书第一种》即《闲情偶寄》问世,这是李渔一生艺术、生活经验的结晶。《闲情偶寄》分为词曲、演习、声容、居室、器玩、饮馔、种植、颐养八部,共有234个小题,堪称生活艺术大全、休闲百科全书,是中国第一部倡导休闲文化的专著。

其中《词曲部》谈论戏剧的结构、词采、音律、宾白、科诨、格局;《演习部》谈论选剧、变调、授曲、教白、脱套;《声容部》中的《习技》详述教女子读书、写诗、学习歌舞和演奏乐器的方法,都和戏剧有关。后人曾把《词曲》《演习》两部抽出来,独立印成一书,名《李笠翁曲话》。其中从创作、导演、表演、教习,直到语言、音乐、服装,都一一作了论述,是李渔在汲取前人的理论成果基础上,结合自己的艺术实践经验,对中国古代戏曲理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从而形成了一个内容丰富、自成体系、具有民族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它比法国著名文学家狄德罗的戏剧理论体系早100年。可以说,它是中国古典戏剧理论集大成著作,是中国戏剧美学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其中关于导演的论述,更比苏联戏剧家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早两个世纪,是世界上最早的导演学。

《闲情偶寄》的后六部主要谈娱乐养生之道和美化生活,内容丰富,切合实用,同时也为我们全景式地提供了十七世纪中国人日常生活和世俗风情的图像:从亭台楼阁、池沼门窗的布局,界壁的分隔,到花草虫鱼,鼎铛玉石的摆设;从妇女的妆阁、修容、首饰、脂粉点染到穷人与富人的颐养之方,等等,无不涉猎,表现了作者广泛的艺术领悟力和无限的生活情趣。这六部的写法,和一般生活知识读物不同,往往结合抒情和说理。他希望人们读了他的书对美化生活有新的认识,能让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他还希望通过草木虫鱼、摄生养性知识的论述,旁引曲譬,有助于规正风俗,警惕人心。

晚年的李渔思乡情切。60岁时,他有一次经富春江逆流而上,回到兰溪故里。在经过桐庐县严子陵钓台时李渔写下《过子陵钓台》:“过严陵。钓台咫尺难登。为舟师,计程遥发,不容先辈留行。仰高山,形容自愧;俯流水,面目堪憎。同执纶竿,共披蓑笠,君名何重我何轻!不自量,将身高比,才识敬先生。相去远:君辞厚禄,我钓虚名。”在内心对自己“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打秋风”生涯好好地反省了一番,有“奈何天”的叹息,有“怜香伴”的悲悯,也有“意中缘”的满足。

回到兰溪故里,物是人非,李渔感慨万千,写下了《二十年不返故乡重归志感》:“不到故乡久,归来乔木删。故人多白冢,后辈也苍颜。俗以贫归朴,农由荒得闲。喜听惟涧水,仍是旧潺湲。”当时的兰溪县令赵滚十分敬重李渔的德与才,闻讯后,送去“才名震世”牌匾,悬挂于夏李村李氏宗祠,给予乡贤最高荣誉。

为便于儿子回原籍应试,康熙十六年(1677),李渔迁回杭州。靠当地官员资助买下了吴山东北麓张侍卫的旧宅,开始营建“层园”。由于搬家的劳累,一次失足从楼梯上滚下,伤了筋骨,从此李渔贫病交加,甚至正在修订的《笠翁一家言》也难以继续了。他为此向京师老友写了一封公开信《上都门故人述旧状书》,要求援助,其所述景况,所兴感慨,无不让人痛心怜悯。许是这封公开信起了作用,李渔在朋友、官员们的资助下,次年层园修成。此园缘山而筑,坐卧之间都可饱赏湖山美景。“繁冗驱人,旧业尽抛尘市里;湖山招我,全家移入画图中。”李渔贫中寻乐,准备安享晚年了。

可好景不长,由于长期奔波疲累,李渔再次病倒。康熙十九年(1680)农历正月十三,在一个大雪纷飞的凌晨,这位奋斗一生、立志创新的老人与世长辞。李渔被安葬在杭州方家峪九曜山上,钱塘县令梁允植为他题碣:“湖上笠翁之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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