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达夫 臧克家 盛成 台儿庄大战中的记者和作家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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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李海流

1938年4月初，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遍大江南北，更加坚定了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同时也获得了世界人民的声援。当台儿庄烽火翻滚、狼烟突起时，诗人臧克家大声疾呼“角声唤我去铜山”，作家郁达夫“驱车直指彭城道”……

数以百计的中外记者及作家过运河、赴阵地、上战场、钻战壕，在枪林弹雨中采访、报道英雄事迹，揭露日本法西斯的罪行。他们以笔杆为刀枪，讴歌正义，揭露罪恶，赞颂英雄。

如今，战地岁月已湮灭在时间的记忆中，回溯历史，八十多年前，他们的足迹遍布鲁南，遍布台儿庄，时代会记住他们，历史会记住他们。

郁达夫，1896年生于浙江富阳，中国现代文学家。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他的鸳鸯蝴蝶梦，他登上福州的于山，遥望北国大好河山已被日军占领，愤慨万分。在抗倭英雄戚继光祠前，他写下了吊先贤、抒己怀的《满江红》：“三百年来，我华夏威风久歇。有几个为公成就，丰功伟烈。拔剑光寒倭寇胆，拨云手指天心月。到于今，遗饼纪征东，民怀切。”

郁达夫到处疾呼：“加强团结，加强抵抗。抗战到底，反对投降。”1937年初，郁达夫被推选为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会长，后应郭沫若邀请，在武汉军委会任职。在武汉的这段时间里，郁达夫曾出生入死，两度巡视苏鲁豫皖前线。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传来，郁达夫为之欢呼雀跃，写诗祝贺：

大战临城捷讯驰，倭夷一蹶势难支。

拼成焦土非无策，痛饮黄龙自有期。

1938年4月17日，郁达夫与李侠公、庄智焕等人组成政治部代表团，与盛成组成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代表团，身兼两职，携带大量慰劳品、慰问信及“还我山河”的锦旗，前往台儿庄前线慰问劳军。在台儿庄，他会见了孙连仲、池峰城，向坚守台儿庄的广大官兵致敬献旗。

在徐州，郁达夫见到李宗仁，出席第五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会议，并被选为文化组组长。5月3日，郁达夫返回武汉，积极开展抗日宣传工作，先后写了《黄河南岸》《平汉陇海津浦的一带》《在警报声里》等文章，生动地描写了在台儿庄的所见所闻，讴歌了中国军民坚决抗战的英雄气概。他以纪实风格，写了许多与时代脉搏紧密联系的抗战诗歌，表达了他的爱国热情，如《毁家诗纪》：

千里劳军此一行，计程戒驿慎宵征。

春风渐绿中原土，大纛初明细柳营。

碛里碉壕连作寨，江东子弟妙知兵。

驱车直指彭城道，伫看雄师复两京。

水井沟头血战酣，台儿庄外夕阳昙。

平原立马凝眸处，忽报奇师捷邳郯。

“台儿庄，红血洗过的战场。一万条健儿，在这里做了国殇。”这是诗人臧克家在1938年4月15日为台儿庄大捷写的《死灰里萌出了新生的嫩芽》一诗中的句子。

1938年3月初，臧克家去西安从事文化界抗日救亡工作，后应友人电召，赶回徐州后去台儿庄战地服务。当时臧克家有诗记录去台儿庄的背景：

古都神往二十年，行脚匆匆八九天。

胜迹有情空处处，角声唤我去铜山。

到徐州后，臧克家成为第五战区民众动员委员会文化工作委员会成员。他在战火纷飞的运河两岸采访，见到了三十一师师长池峰城，了解大战情况。因臧克家和池峰城交往甚厚，臧克家经常到池峰城的师部招待所，池峰城总是把他当成座上客。有时，池峰城到臧克家住的旅馆里，拿起点心就吃，不客气，不拘束。臧克家与池峰城经常促膝长谈，两人之间的友情很深。二十七师师长黄樵松多次向臧克家请教如何写诗，臧克家经常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为黄樵松改诗。

臧克家奔波于运河两岸、台儿庄内外深入战地采访，采写了很多战地通讯和报告文学，1938年7月出版报告文学集《津浦北线血战纪》，其中以3篇“吊台儿庄”为主要文章，真实记录了中国军民同日军决一死战的壮烈事迹。报告文学集的压轴文章是《死灰里萌出了新生的嫩芽》，表达了作者抗战必胜的信心、对抗战英雄的崇敬、对英勇的台儿庄人民的赞扬。在一片焦土废墟中，作者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他写道：

台儿庄，是中华民族的领土

在这里，我们发挥了震天的威力。

在这里，用血写就了伟大的史诗。

在这里，事实泄尽了敌人的底。

在这里，我们击退了寇兵……

台儿庄一片灰烬，

台儿庄的名字和时间争长。

东风吹罢，

死灰里萌出了新生的嫩芽。

集作家、诗人、翻译家、语言学家、汉学家于一身的盛成，1899年2月6日出生在江苏仪征的一个汉学世家，少年时代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辛亥革命，被誉为“辛亥革命三童子”之一。“五四”运动中，盛成与北大学生一起冲击东交民巷、火烧赵家楼，后被推举为长辛店铁路工会代表。在这次运动中，盛成与周恩来、许德珩等成为亲密战友。

1919年底，盛成满怀寻求科学救国之道的理想，开始了充满艰辛的留法勤工俭学之旅。自传体小说《我的母亲》使他成为法国文坛及东西方文化交流史上的重要人物。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奏响全面抗战的序曲，盛成投笔从戎，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运动中。上海沦陷后，盛成来到当时抗战的最前线——武汉，与冯玉祥、邵力子、郭沫若、茅盾、郁达夫、老舍等人酝酿组织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协会章程由盛成起草。在1938年3月底召开的代表大会选举中，盛成和老舍被推选为常务理事和总务部主任。

1938年4月14日，盛成和郁达夫一起代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赴台儿庄劳军，带慰劳书和一部分慰劳品到前线散发。

盛成以慰问团成员的身份亲临战争现场，详细记述了战争的状况、军民的关系以及所见所闻，但由于种种原因，这部书稿《盛成台儿庄纪事》历经70年风雨岁月，于2007年才得以正式出版面世。书中有日记式采访，有报道式纪实，有文献记录，是台儿庄战役史料研究的重要历史文献。

尤里斯·伊文思，1898年11月18日生于荷兰，著名电影纪录片艺术家。

1938年1月，中国抗日救亡运动风起云涌，伊文思偕荷兰籍助理摄影师约翰·费尔诺、卡帕(匈牙利)来到中国，报道中国人民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实况。

4月初，伊文思一行来到台儿庄，见到孙连仲、池峰城等将领，并深入战场，不顾安危，在血雨腥风中拍下了日军在台儿庄烧杀的罪行，拍下了中国军队为保家守土与侵略者浴血拼杀的镜头，拍下了台儿庄人民支援前线的场景，记录了战乱中的人民回到废墟上重建家园的景象。

伊文思携带拍下的片子回到美国，编辑成纪录片《四万万人民》。

《四万万人民》是西方第一部正面表现中国抗日的纪录片，真实反映了台儿庄大战的全貌，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影片在美国、法国、荷兰、比利时等国放映时受到一致好评，同时为我们留下了一段弥足珍贵的影像记忆。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又名艾培，著名记者、作家。爱泼斯坦原籍波兰，童年在中国天津度过。新中国成立后爱泼斯坦移居中国，并加入中国国籍，上世纪80年代任全国政协委员。

1938年3月23日，日军向台儿庄方向进攻。爱泼斯坦获悉消息后，不顾生命危险，坚决要求到台儿庄战地前线采访。

4月2日，爱泼斯坦在郑州开往徐州的列车上遇到伊文思和他的《四万万人民》摄制组。4月3日早晨，爱泼斯坦与伊文思、卡帕等到达徐州。爱泼斯坦拜访了李宗仁，听他讲述了保卫徐州的意义。当日下午，他坐上开往台儿庄战场的火车，与伊文思、卡帕等组成考察团一同采访。

到达台儿庄之后，爱泼斯坦还临时充当了《四万万人民》摄制组的灯光师。爱泼斯坦回忆说：“我和伊文思一伙记者意气相投、配合默契，对于拍电影我是外行，但是我可以帮他们打灯光、布置道具。”

多年后，他回忆台儿庄大战时的见闻说：“我到过台儿庄，当时街里没有战壕，城北及西北都挖了很多掩蔽体。我写的《人民之战》一书都有详细记录。战斗激烈时，我们记者在运河南的一个小山头上，日军的炮弹从头顶飞过，台儿庄内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喊杀声交织在一起，房屋被打成了废墟，杨柳树都打断了……”

台儿庄大战爆发后，《新华日报》记者陆诒奉命前往台儿庄火线采访。在徐州，陆诒访问了李宗仁、白崇禧；在台儿庄，孙连仲和参谋人员向他介绍了台儿庄的作战经过。

4月6日夜，陆诒通过运河上的军用浮桥，跨进台儿庄西门，看到了战火中的残垣断壁，看到了我军缴获的战利品。

采访过程中，陆诒还发现了一圆桶日军没来得及使用的毒瓦斯，他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使用毒气的罪行。

陆诒还采访了敢死队队长王范堂，向全国人民报道了57人敢死队夜袭日军占据的台儿庄西北角阵地，保住内外联系的交通线，为胜利奠定基础的事迹。

根据资料，当时奔赴台儿庄前线采访的记者有范长江、高元礼、陆诒、张企程、李凯生、曹聚仁、邓珂云、石家驹、曲茹、秋江、胡定芬、顾廷鹏、俞创硕、骆德露、蔡学余、张剑心、高天、胡守愚、石燕等。还有众多文艺界人士，如钱俊瑞、洪琛、冼星海、金山、张瑞芳、罗荪、谢冰莹、王西彦、海萍、于黑丁、维特等作家、音乐家、演员，都曾冒着炮火，踏上战场，投入救亡运动，台儿庄古运河两岸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有史可查的来台儿庄的外国记者有塔斯社的顾里宾斯基(翻译张郁廉女士)，伦敦《泰晤士报》的窦登、佛兰明，哈瓦斯社的马菊思，新西兰《今日妇女报》《观察报》的韦尔根女士，英国《梅尔邦日报》的华伦，《法新社》的江华德·约条，美国米高梅公司摄影师王纽尼，《泰晤士报》摄影记者宋若曼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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